当零八宪章遇上国家宪法日:难以调和的“宪政”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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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10日是《世界人权宣言》诞生70周年,随着海内外媒体对相关纪念活动的报道,台湾社会想起了十年前曾经热议的事件:已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等人起草《零八宪章》。此前不久的12月4日,中国大陆则是迎来了第五个“国家宪法日”,中共特别设定了五大主题: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习近平也强调要“弘扬宪法精神,树立宪法权威,使全体人民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 相较于《零八宪章》的记忆被唤起,“国家宪法日”这个大陆官媒《人民日报》以社论特别突出的日子,台湾媒体反而没什么关注。

已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等人发起的《零八宪章》问世即将满10年,“中国民主党”等组织在纽约举办纪念活动,与会人士为刘晓波等10年来逝世的12名连署者默哀(图源:中央社)

中共高调宣传“国家宪法日”,对比《零八宪章》被压抑,以及刘晓波晚年的曲折,看在外界眼里,必然感觉相当违和。尤其是对台湾来说,每年12月25日都要过“行宪纪念日”,虽然早在2001年这个节日改为“只纪念不放假”,但是民主化之后重新回归的宪政主义精神,已经深入台湾民心,同时也拿着这套基本上移植于西方的宪政信仰检视大陆。

因此,当十年前《零八宪章》推出时,在台湾引起了不小的讨论,对于刘晓波等起草人的遭遇寄予同情,刘晓波过世后,也关注着其妻刘霞的动静。当然,相对于此,则是对中共官方关于宪政的论述抱持质疑,甚至是嘲讽的态度。

台湾人以两种标准看待中国大陆自由派与官方的宪政理念,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必须要指出的是,两者之间虽然强调的都是宪法与宪政精神,背后指涉的话语与价值观却是截然不同。若是不加区别混淆在一起看,反而可能陷入“张飞打岳飞”的认识误区之中。

自由派集结 对上中共稳固统治

十年前的12月10日,刘晓波与中国大陆303位各界人士发起《零八宪章》的签署运动,主张以自由、人权、平等、共和、民主、宪政等“普世价值”理念基础,宣称要“共同推动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深入分析《零八宪章》全文,看得出来西方自由主义宪政思想在里面有着相当深厚的影子,其中包括“分权制衡”、“财产保护”等主张,虽然是当代民主制度的核心精神,但确实也是与西方自由主义民主一脉相承。

回顾《零八宪章》出台的那一年(2008),“前言”这样解释这个时间点:“中国立宪百年,《世界人权宣言》公布60周年,‘民主墙’诞生30周年,中国政府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0周年”。事实上,先撇除这些多少与意识形态有关的纪念日,2008年在客观上则是中国大陆发展的一个关键节点。

这一年,北京成功举办奥运会,脱胎换骨的古老大国透过体育舞台映入世人眼帘;也是在这一年,胡温体制宣布推动“四万亿投资计划”,大量投资基础建设,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也就是说,《零八宪章》出台之时所面对的大陆总体政经环境,不管是民族自信还是国家实力都处于上扬的趋势,同时也意味着中共的统治更加趋于稳定。

因而就有人认为,《零八宪章》是中国大陆自由派知识分子最后的奋力一搏。当年台湾大学发行的《中国大陆研究教学通讯》还特别做了《零八宪章》首批签署人结构分析,结果显示以民主人士、维权人士、社运工作者、自由派学者与文化工作者为最大宗。说明了中国大陆内部的自由派菁英透过《零八宪章》为集结阵地,试图推动一条面向西方宪政制度的思潮运动。而《零八宪章》最终没有进一步发展为政治行动,就结果来看,无疑是失败的。

2018年12月4日是中国第五个国家宪法日,中共官媒《人民日报》当天刊发社论宣扬“依宪治国”,但标题被放置在头版右下角最末位置(图源:人民日报网站截屏)

为救亡图存 不同路线百年竞逐

但是,若将《零八宪章》放进中国近代历史来看,不过是类似尝试的冰山一角。自晚清以来,中国面临内忧外患,在政治上怀抱理想的知识分子莫不提出各式“救亡图存”的方案。当时也是“西风东渐”开花结果的时代,改革派将西方“共和”思想引入神州大地。又如立宪派领袖康有为在民国初年起草了《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主张在重视宪政的国家前提下,保持历史的的连续性,同时维持制度框架稳定,扩大和深化政治参与,在当时的立宪大讨论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

中国“救亡图存”究竟路向何方,知识分子陷入了长时间的路线大辩论,有全盘西化派,有传统文化派,其中西化派又分为白色西化派(自由主义)与红色西化派(马列主义),这几条线索基本上构成了近代中国思想运动的轮廓与脉动。而一百年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基本上可视为这几股思潮激荡之后,在政治实践上进一步冲撞的转捩点。

这几条分歧的救亡图存路线,竞逐结果为何,1949年中共建国就给了答案。历史选择的是强调人民性与阶级性的社会主义之路,但其他的思潮并未消弭,而是成为潜在的线索存在了人民共和国的发展过程。也因此人民共和国将近70年的岁月里,政治起伏不断,与内部的路线之争有着密切关系。

改革开放后,白色西化思想偶有复苏,例如1980年代的“启蒙思潮”以及电视纪录片《河殇》,又如1990年代“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当然也包括着新世纪的《零八宪章》,在中共不同时期对于意识形态的紧弛之间浮浮沉沉。

而中共现行的“八二宪法”,尽管主要适应了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所需,但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反映出社会主义国家机器运作的逻辑,尤其是国家与社会并非处于二元对立的关系,有些大陆学者将之总结为“党导立宪制”,与西方的自由主义宪政制度在本质上大相迳庭。

正是由于两者宪政话语的本质差异,包括《零八宪章》在内中国大陆自由派与官方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以及紧张关系。刘晓波生前那句惊人之语“中国至少需要被殖民三百年”,其实正是体现了两者话语背后世界观的巨大歧异。

执政党转型 必须理顺宪政话语

但也只有厘清两者的结构性矛盾,才不会陷入“反共”与否的壁壘情绪之中。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苏力最近出版了新书《大国宪制:历史中国的制度构成》,他在书中不直接谈当代中国的宪政制度,而是回到中国古代的历史经验,从而指出:“之前的一些被视为不同甚至对立的制度中潜藏了制度功能的一致性或一贯性”。换句话说,中国的宪政问题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也无论爱憎与否,事实上其内部都含有历史积累的结果。

苏力的研究成果其实对中国自由派或中共官方来说,都应该有所启发。自由派若是老拿着西方的尺度来衡量当代中国,或是中共官方只把“宪法”当政治装饰,未能借宪法落实治理现代化,忽略了以更为接地气的视野看待中国历史与文化在制度中的存续与作用,那么,两者都是在意识形态战场上斗争,未必有助于推动中国政治体制的进步。

习近平上台后,中共一方面强调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另一方面强调依法治国、依宪治国,说明中共相当明白宪政与现代化治理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理顺中国内陆内部宪政话语关系的责任,显然是落在中共肩上。2014年中共首设“国家宪法日”,2018年习近平连任国家主席,更是头一遭手按宪法宣誓。如何避免流于形式主义,真正落实宪政,将是中共脱下革命政党外衣,转型为执政党的一大挑战,也是习近平奠定历史地位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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