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思中国改革争议事件】孙志刚之死未迎来彻底迁徙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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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前,历经劫难的中国,开始以强大的勇气与魄力迈上了一条改革开放的道路。中国人喜欢用“波澜壮阔”形容这四十年历程。但是改革不能只关注成功与辉煌,当世界在谈论中国成就的时候,不应该忘记“摸着石头过河”中遇到的暗流与险礁,壮阔的风景是由一次次“波澜”而铸就。毋庸置疑,过去四十年,在中共治理之下,“冲击—反应”的历史模式仍然得以套用,一些历史事件——诸如六四,诸如中国国企改革,诸如薄熙来事件,都存在着巨大的争议。

当中国决策层直面这些事件时,他们得到了哪些震动?这些“争议事件”又给他们以后的改革决策带来哪些执政思维与模式的变化?当时间流逝,今天是否还有必要对于这些“争议事件”进行重新的定性?或者更为直白的疑问,习近平任期内,中共会出台一份“改革开放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吗?基于此,多维新闻选取中国改革开放40年当中发生的诸多“横看成岭侧成峰”的争议性事件,立足当下,回顾过往,寄望于透过对这些争议事件的反思,捕捉中国“改革再出发”通关密码。

但是当人们站在2018年年底的时间节点,尤其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近日在《世界人权宣言》发表70周年当天(2018年12月10日)宣称“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的背景之下,回顾中国的改革开放40年,不可以忘记孙志刚曾经用生命的代价,终结了中共当时的遣送收容制度,并未完全但是部分地推动中国民众自由迁徙自由。

可以说,孙志刚之死,倒逼了中共法治改革以及时代的发展,但是中国的改革之路依然有未尽的路程——收容制度背后最重要的,是户籍制度和人口迁徙权。这被认为是中共集权体制下“不够自由”的表现,也是毛泽东时代的特征之一。而收容制度的被打破,是中国在迁徙自由问题上,案例倒逼国家制度改革的一个表现。

孙志刚事件的意义不在于息事宁人式地将凶手绳之以法以平民愤,而在于其产生的一系列拷问制度的震荡性效应(图源:VCG)

1 孙志刚之死冲击中南海

15年前的2003年3月17日晚22点,任职于广州某公司的27岁的湖北籍青年孙志刚,在前往网吧的路上,因为缺少暂住证且未随身携带身份证,被警察作为“三无人员”(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无法定抚养义务人)收押并遣送至当地一家收容救治站。拘禁期间孙志刚遭到野蛮殴打,并于三天之后死于这家“救治站”。

当地官方最初宣称其死于心脏病。但是随着媒体介入真相曝光,孙志刚死亡事件引起整个中国乃至全球舆论的强烈反响,并掀起对中国收容遣送制度的大讨论。

孙志刚之死,冲击的已经不是广州市政府或者广东省政府,而是中南海、国务院,乃至代表中国最高权力机构的全国人大——这些权力机构开始反省,作为当政者该如何正视人民的公民权。

2003年5月14日,长期关注收容遣送制度的北京大学许志永等三名法学博士联名上书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对《收容遣送办法》进行违宪审查。5月23日,贺卫方等5位法学家也先后以中国公民的名义联合上书人大常委会,就孙志刚案及收容遣送制度实施状况提请启动特别调查程序。

2003年6月20日,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自2003年8月1日起执行。在中国施行54年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终于废止。

曾有中国媒体评论说:一个公民之死,导致一部法规的废除,这在共和国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孙志刚之死放在今天的中国社会现实已经很难想象。在那个公安系统办公室墙上还挂着“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将犯罪嫌疑人当做敌对分子的年代,一个普通人的死亡对于当政者来说似乎没有什么了不起——这种思维曾经普遍存在于中国基层官员甚至一些决策层脑海中。但是在当时的舆论之下,民意汹汹,陈腐体制的权威一朝被破,如大厦崩塌。

2 计划与市场矛盾的一次空前爆发

孙志刚事件的背景,是当时中国已经实行了54年《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按照该规定,为了“维护城市社会秩序”,中国地方政府设有收容所,安排在城市的无业游民返回家乡。当时,中国的许多大中城市(北京、上海、广州)规定,外来务工人员必须办理暂住证,否则视同流浪者。

发端于对制度的反思和指摘,人们开始关注法制的健全和公民的合法权利。孙志刚事件发生后,有大陆网民撰写悼文《天堂里没有暂住证》,中山大学艾晓明教授以一个母亲的名义发问“是什么样的体制一直在纵容这些虐待狂”?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说清楚户籍——这个目前几乎只有中国还在保留的、限制人口自由流动的制度。

众所周知,居住和迁徙自由已经被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认可。中共建政之初,亦在《宪法》中承认“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但是由于深受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的严重影响,中共当时的领导人毛泽东亲自签署主席令,在1958年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的形式,将限制人口迁徙自由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正式以立法的形式确定下来。这条明显违宪的条例从根本上剥夺了公民的居住和迁徙自由权。“盲流”就是当时对于那些从农村到城市的农民的歧视性称呼。

计划经济的基本特征就是对资金、商品和人员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配置和管理。而到了2003年前后,中国已经实行改革开放差不多25年,整个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市场经济得以快速发展,城市人口已经不能满足工厂和公司的人才需求,农民大量涌进城市并形成中国特有的“民工”群体。形成叠加效应的是,当时的中国政府管控毕业大学生就业去向的“分配”制度也刚刚全面结束三年,绝大多数大学生一毕业就成为流动人口——当时的孙志刚就是作为这样的毕业大学生的一员从武汉流动到广州。

当时的中国社会现实是:市场经济早就大量的就业需求,大量的就业需求造成了大量人口流动,但是中共政治体制仍然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为代表的一系列不适应时代发展的旧观念、旧做法和旧体制,成为当时中国经济发展的掣肘:过亿农民工在沿海新兴工业区打工,数以千万计的白领以外来人口的身份生活于大城市,同样数以千万计的人口在异地从事工商业。这三类人口对所在城市贡献了大量税收,但却难以全部享受理应得到的公共服务和公共品。

矛盾在一天天积累,而孙志刚以一个大学毕业生身份的死亡,终于让市场经济的现实需求和计划经济的陈腐制度之间的矛盾,以空前震撼的形式爆发。

当孙志刚的父亲(右)含泪向关注儿子惨案的人致意,舆论质问当政者是否感受压力(图源:南方都市报)

3 未竟的改革

孙志刚事件的巨大冲击,给中共在治理上带来的最大的改变,就是对流动人口控制更加有弹性和宽容。

这种改变,曾被称赞为中国法治进步的标志。孙志刚之死当时确实触发了中国公民意识的觉醒,推动民间对公民权利的有限度呼吁和推动——诸如当年发生的维权业主参加人大代表选举;郭光允8年举报“拉下”河北前省委书记程维高;民间频频向人大等机构提交的对劳动教养、乙肝歧视、城市房屋拆迁等法律合宪性审查公开信;还有学者、作家、律师在维权中开始发挥的巨大作用。

但是也有质疑的声音称,以生命为代价的改变值得称赞么?而且需要看到的是,《收容遣送办法》尽管被废止了,中国的户籍制度改革仍然步履维艰。

正是因为诸多中共官员的思维仍然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所以才会在孙志刚离世14年之后,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地方政府公然以户籍为依据的驱逐“低端人口”。其实作祟的不仅是官员的旧思维,还有懒政惰政的一面——因为流动人口带来更多的治理挑战,所以地方官员们更愿意通过驱离他们来减轻自己的施政负担,或者手段“委婉”一点的就是限制非户籍人口的受教育权、居住权甚至就业权。

在开始“改革再出发”的当下,中共需要认识到的是,改革不只是要改革经济,更是要改革制度。孙志刚已经离世15年,时代的发展,已经不允许孙志刚事件重演。以户籍制度为代表的中共政治体制中的诸多陈旧之处,要借助怎样的契机才可以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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