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思中国改革争议事件】计划与市场的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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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前,历经劫难的中国,开始以强大的勇气与魄力迈上了一条改革开放的道路。中国人喜欢用“波澜壮阔”形容这四十年历程。但是改革不能只关注成功与辉煌,当世界在谈论中国成就的时候,不应该忘记“摸着石头过河”中遇到的暗流与险礁,壮阔的风景是由一次次“波澜”而铸就。毋庸置疑,过去四十年,在中共治理之下,“冲击—反应”的历史模式仍然得以套用,一些历史事件——诸如六四,诸如中国国企改革,诸如薄熙来事件,都存在着巨大的争议。

当中国决策层直面这些事件时,他们得到了哪些震动?这些“争议事件”又给他们以后的改革决策带来哪些执政思维与模式的变化?当时间流逝,今天是否还有必要对于这些“争议事件”进行重新的定性?或者更为直白的疑问,习近平任期内,中共会出台一份“改革开放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吗?基于此,多维新闻选取中国改革开放40年当中发生的诸多“横看成岭侧成峰”的争议性事件,立足当下,回顾过往,寄望于透过对这些争议事件的反思,捕捉中国“改革再出发”通关密码。

1980年代,一个初步开放、物资奇缺时代的交易场面(图源:VCG)

今天,人们之所以认为40年改革开放是一次极为成功的改革实验,甚至称其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两次成功改革之一(另一次“成功”则要追溯到公元前4世纪一个小小的边鄙诸侯国——秦国两名三十多岁的年轻人所启动的“商鞅变法”),乃是基于它达到“富国”目的,将一个濒临经济崩溃的庞大农业国拖到一个经济快速成长的轨迹上。

1978年,中国经济规模仅有3,679亿元人民币(1元人民币约合0.14美元),而到201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名义)已经高达82.71万亿元人民币;而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则由1978年的1.8%上升到2017年的16%,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从经济增速角度看,1978年至2017年,中国GDP年均增速高达9.3%,尽管近年这一数字持续放缓,甚至预计2018年跌至6.6%,但因基数已然十分可观,因而仍然表现突出,持续为世界经济增长释放动力。

开启以及保持像中国这样的一个庞大经济体数十年的高速增长,在国际上是难寻个案的,尽管工业革命到改革开放同期的数百年间世界财富激增。而在中国历史上,很多学者亦认为,中国近现代史上的经济快速成长时期,比如洋务运动时期、民国初年以及“黄金十年”时期、中共建政初期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都很难在发展的持续性上与改革开放相提并论,尤其是1993年“增量改革”已完成的情况下依然如此(中国经济学家吴敬琏判断)。

事实上,当人们回首40年的变化时,很多在今天看起来耳熟能详,再正常不过的常识,当年大多都是在一次次腥风血雨、一着不慎随时可能夭折的危境下才出现的。比如,市场经济逻辑的确立,便经历了很多反反复复。

市场经济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1978年,当时的中国刚刚经历十年文革等政治运动的摧残显得筋疲力尽,社会沉浸在一片令人窒息的空气中。人们发现在经过将近30年的“建设”后,中国人仍然拼命挣扎在贫困线上,甚至1亿多人处于半饥饿状态。当年,中国人均GDP只有224美元,排名世界倒数第2,还不如1949年前的中国;而国家工业体系随较为完整,但已距离当时依靠科技革命和产业转移壮大的西方世界、甚至亚洲四小龙越来越远……

马津龙,土生土长的浙江省温州市人,早年在温州市委政策研究室、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等当地党政决策咨询机构供职,亲身经历了改革开放初期“温州模式”的成长与壮大。

他在一次接受多维记者采访时说,(在此背景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12月18日到22日召开为期5天的会议,实际上在这之前中共中央开了一次会议,公开称是中央工作会议,实际上叫民主思想会议,在10月10日到11月15日召开,持续36天。在36天当中,主要有一份邓小平的报告,题目就叫《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可以说,当时虽然提改革,但改革怎么改?改哪些东西?目标是不明确的。仅仅有一点明确,即原来的那套不行,要解放思想。

不仅在马津龙看来,几乎所有人当时都在彷徨,也许邓小平本人并未拥有完全清晰的路线,于是“只有摸着石头过河”。

1979年12月,东欧的两名叛逃者,社会主义经济学界的理论家弗·布鲁斯(Virlyn W.Bruse)、锡克(Ota Sik)被中共偷偷地请到了北京,但是他们带来了一个坏消息:无论是斯大林的命令式计划经济模式,还是勃列日涅夫和东欧所代表的仅仅基于成本核算而拒绝私有企业的市场经济模式试验都失败了。

而在国内,当年辅佐陈云打赢“上海保卫战”的顾准和孙冶方,尽管在1950年代便发现了价值规律的意义,突破了传统的命令式计划经济理论。但是,他们一个还没等到“文革”结束便去世,而另一个则虽然主持建立了1980年代的物价管理制度,但受制于自己的局限性,穷尽一生都没有打通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任督二脉”,陷入产品经济和商品经济不能自洽的死胡同,郁郁而终。他的体制内修补理论实际上仍然摆脱不了当时计划经济大师陈云的“鸟笼经济”痕迹。

想要在传统的社会主义阵营中寻求出路,已然不可能了,只有自己探索“第三条路”。但是,在这种背景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无论从思想上还是实践上都是一种艰难的冒险,自我困惑与小心谨慎一直都存在。

地方率先突破市场经济的理论突围。在1979年成都会议上,四川财经学院(即今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系副系主任袁文平在《试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同市场经济结合的问题》提出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结合,引发讨论会热议。袁文平回忆,“我发言六个小时,引起了轰动。讲完后就有人起来反对,说是鼓吹资本主义复辟。”

其实,整个1980年代,在官方描述中,不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没有被认可,甚至连社会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还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也一度存在激烈争论。直到1988年,当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被人困惑地问及究竟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有什么区别时,他才私下里偷偷表示,“就是一回事,只不过是有人不太能接受市场经济这个说法,现在只好绕个弯子提商品经济。”

从1989年六四前后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改革开放在江泽民(右一)李鹏(前左一)时期前途难料(图源:Getty)

接下来,由于“价格闯关”失败、1989年六四事件,以及随之而来的苏东剧变,当时的中共更加处于一种摇摆不定的状态,中国GDP增速从1988年的11.235%狂泻到4.186%和3.907%。

马津龙作为当时温州模式的亲身经历者披露了他们所遭遇的困境。他说,当时的温州主政者市委书记董朝才思想压力极大,私下抱怨“……我们这些人在下面累死累活,如果领导理解,我们心甘情愿;如果不理解……”

马津龙称,在1989年4月至1991年5月,温州作为私营经济成长的标杆被告了三次状,受到来自中央和地方的强大阻力。

先是1989年4月,当时浙江省石油化工厅里面一个全国政协委员向全国政协七届二次会议提交了一份提案,说“温州市自开辟为试验区以来……带来资本主义影响也十分严重,物价高涨,走私偷漏税现象严重,一切向钱看,以钱开路,投机倒把、贪污受贿不正之风横行,造成人民间贫富悬殊,多数为投机倒把致富……而山区贫苦农民仍多”,“建议中央和省组织调查组前往温州市总结经验教训”。随后,时任总理李鹏批示,国研字[1989]第12号文件,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国务院研究室牵头组织全国性的“关于研究10年来阶级阶层变化”的调查。而当时的政治气氛是,即将入京的江泽民在谈及上海个体户时,已明确表示要“让私营企业家和个体户倾家荡产”。

第二次是1989年的10月份。当时有一个叫“吴金侯”的给江泽民、李瑞环、宋平三位政治局常委打了一份反映“温州模式”问题的“小报告”。认为“温州模式实为资本主义模式,某些方面比资本主义还无法无天”,温州是“赌博到处有,妓女满街走,流氓打警察,共产党员信菩萨”。第三次,是1991年5月,《人民日报》编发《每月总汇》刊登了署名温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主任医生、离休干部许岳林的《当前温州老板和雇工的一些情况》一文,举报温州老板“骑的本田王,穿的‘阿迪’王,睡的弹簧床,抱的‘虾儿’(温州方言妓女的意思)王”。这个报告惊动中共元老王震,他批示说“建议党中央、国务院派清查团,本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对温州市早有所闻的严重丧失革命政权乱无法纪,诸多后果查处,不然将大乱”。

究竟市场经济姓资还是姓社,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以“不争论”,和“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所压制。但是,中共仍然用了长达35年时间才在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中确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所起的决定作用。

从1997年十五大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到2002年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2007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2012年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直到次年,2013年秋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目标,明确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而很显然,这一历史进程仍然需要时间去真正完成。如今反观历史,市场仿佛一道光,只要稍微打开一个缺口,“光亮”就会照进来,进而照亮整个空间。当街头开始重新出现走街串巷的小摊贩时,市场的成长便已不可遏制地重新回来了。

转型现实

改革开放从“解放思想”开始,但并不是“解放思想”本身,它更是一场社会全体的复杂实践。

“在改革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常常天真地想,只要冲破计划经济那一套,把市场关系建立起来,就会一帆风顺。”但是,事情远没有想象那么简单,孙冶方的学生、与厉以宁并称当今中国经济学界泰山北斗的吴敬琏如此表示。事实上,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转型困境现实存在。

经典的计划经济模式其实根本不存在商品的概念、利润的概念,所以不会有价值规律发挥作用一说,当然也谈不上利润推动商品生产和流通的效率问题。而一旦市场的大门打开一道缝隙,它就像凭空创造了“计划内”和“计划外”一对对立体。中国财经作家吴晓波在《激荡四十年》刻画了一个刚刚走出十年文革动乱时期的共产主义国家如何一步步从计划经济体系的禁锢中破茧而出,并在“市场多一点还是计划多一点”间螺旋式成长的。

任何后发国家在追赶时都不可避免地面临资源的绝对稀缺。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产品价格体系是由孙冶方确立的双轨制价格体制。这是一种仍然在相当程度上由政府计划主导定价,而市场价格只是作为“计划外”补充的定价机制。全国的生产资料和产品均分为“计划外”和“计划内”两个部分,而产品优先以较低价格供应计划内经济即公有制经济,计划内和计划外产品价格存在相当的价格差。

赵紫阳(右)反思价格闯关失败原因即在于不尊重市场(图源:Getty)

到1980年代中期,经济高速发展,物资紧缺局面难以短期改善,而计划内和计划外的价格差距现实存在,于是便激发了当时“官倒”现象。在体制内拥有特权的官二代子弟通过特殊途径取得物资调配权,并以“计划外”价格高价转手,这其中甚至波及到邓小平之子邓朴方。“官倒”虽然在1980年代受到制止,但是这并未奏效,并最终成为1989年六四事件的主要导火线之一。

《北京“倒爷”沉浮录》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文章说,某人会警惕地看看四周,压低声音信誓旦旦地说:一帮高干子弟手中有一批紧俏货,具体地说(你可千万别告诉别人啊),在西郊某仓库,有500吨钢材!每吨报价6,500元,你只要能7,000元一吨找到下家,你算算咱们能净挣多少吧!

而在六四事件之前,为遏制经济过热造成的通货膨胀,时任中共领导人赵紫阳在邓小平支持人决定冒险“闯关”,也即是将计划内外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双轨并一轨,用行政命令的形式要求在两三内索性让物价上涨30%至50%。但是,这一计划最终引发社会恐慌,迫使中共不得不宣布闯关失败。

赵紫阳被软禁期间反思说,十二届三中全会以来……总的是面向市场,走逐步放开价格由市场决定价格的道路。而这次提出的价格改革方案,就不是这样逐步放开,由市场决定价格,而是由政府大幅度调整价格,达到理顺价格的目的。这既反映了当时在价格改革上急于求成的思想,也反映企图以政府的力量来改变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双轨制,达到双轨并轨,或者缩小计划和市场价格之间的差价。这种思路根本上违背了价格改革的正确方向。

中共不得不再次动手行政命令强行整顿,价格双轨制局面直到1990年代初随着生产资料和产品稀缺局面的改观而最终汇流消失。但是,权贵经济依然在今天被反复提起,在那个奉行丛林法则、充满冒险精神的年代,资本原始积累普遍充满争议性,这也是今天一些企业家“原罪说”的来源之一。

而一波刚平一波又起,依靠“计划内”和基于自由市场野蛮成长的“计划外”经济演变为公有制与私有制经济的猛烈冲突。事实上,国有企业的增长乏力和效率低下早在1980年代“下海潮”私营经济、个体经济和乡镇企业的围攻下便出现了。私有经济利用各种机会,与公有制经济“争夺资源”,壮大自己;而国企承包经营责任制和厂长负责制也渐次铺开,但股份制刚刚引入国企改革便被炮轰“明修国企改革的栈道,暗渡私有化的陈仓”……

1990年代国企危机加剧,“铁血宰相”朱镕基登场。他迅速地通过“抓大放小,扩大企业自主权”,确立国企在若干领域的垄断地位,将所谓的社会主义经济命脉牢牢抓在手心。这在之后被炮轰以行政干预强硬垄断,驱逐私有经济成分,被自由派学者指责最受争议的国进民退,民营经济被迫退出那些能源、矿产、化工、金融等领域。1983年起下海经商的长城机电科技产业公司总裁沈太福因“非法集资”而在1993年被朱镕基拿来祭旗,在当时对民营经济造成极大震动。

朱镕基1990年代的铁腕改革成效显著,但亦埋下诸多隐患(图源:AFP)

而影响最为深远的悲剧莫过于国企下岗工人在市场大潮中的遭遇。从经济学角度看,政府为了寻求提高国有企业效率和收益,一方面通过垄断经济命脉获取额外垄断利润,另一方面则为了减轻财政负担,淘汰落后产能,降低企业成本。一里一外,这就导致对成长在计划体制内多年的国企职工的利益侵夺。当时,很多四五十岁的下岗工人被所属企业以极低的赔偿价格“买断工龄”,即解除劳动关系;而他们在城市中难以找到收入来源,普遍处境艰难,造成相当多的社会悲剧。

朱镕基的改革就像两千多年前的商鞅变法那样备受质疑。其实,早在1980年代,吴敬琏和厉以宁便因为分别鼓吹宏观市场环境改革、微观企业产权制度建立而号称“吴市场”和“厉股份”,其争议一直持续到现在。市场环境与政府角色,国企改革和国进民退依然是热门话题,消灭私有制还是彻底实现国企私有化的争论一点都没有减少。

不过,无论是谁,近40年的改革方向一直随着人们对市场的认识深化而继续。今天,中国在宣布新的市场开放决心,同时也指明方向,“从公有制经济为主,私有经济为补充”到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全面混改、允许非国有资本参股国有资本投资项目等作为目标,

说白了,改革开放只有两条成功经验——承认(市场)规律,认清(政府)边际。不过,现在却迈进了另一个死胡同。那就是道理谁都懂,但是知易行难。当2013年“两会”后,李克强首次以总理身份召开记者会时称,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更难。改革开放仍然没有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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