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思中国改革争议事件】回看1983年中共“严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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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前,历经劫难的中国,开始以强大的勇气与魄力迈上了一条改革开放的道路。中国人喜欢用“波澜壮阔”形容这四十年历程。但是改革不能只关注成功与辉煌,当世界在谈论中国成就的时候,不应该忘记“摸着石头过河”中遇到的暗流与险礁,壮阔的风景是由一次次“波澜”而铸就。毋庸置疑,过去四十年,在中共治理之下,“冲击—反应”的历史模式仍然得以套用,一些历史事件——诸如六四,诸如中国国企改革,诸如薄熙来事件,都存在着巨大的争议。

当中国决策层直面这些事件时,他们得到了哪些震动?这些“争议事件”又给他们以后的改革决策带来哪些执政思维与模式的变化?当时间流逝,今天是否还有必要对于这些“争议事件”进行重新的定性?或者更为直白的疑问,习近平任期内,中共会出台一份“改革开放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吗?基于此,多维新闻选取中国改革开放40年当中发生的诸多“横看成岭侧成峰”的争议性事件,立足当下,回顾过往,寄望于透过对这些争议事件的反思,捕捉中国“改革再出发”的通关密码。

《省港旗兵》,熟悉八十年代香港影片的人,对这个词大概不会陌生。1984年,该片在香港上映,片中写实描摹内地黑帮潜入香港抢劫犯罪,行事凶悍狠辣,尤其片尾九龙城寨的一场枪战,轰动香江。

而后“省港旗兵”及片中另一内地凶犯的称呼“大圈仔”成为港片常客。整个八十年代及九十年代早期的香港电影,时可见他们的身影,俱都悍不畏死。

这不是香港电影人的奇思妙想,背后有其深刻的现实映照——曾经的“省港旗兵”和“大圈仔”,自广州及其他各地越境进入香港,结成团伙杀人越货,给港人带来实打实的恐惧。

更大的背景,则是八十年代初期整个中国治安环境的混乱及社会综合治理体系的崩溃。

乱象与清理

据中国公安部的资料记载,1980年全中国立案达75万多起,其中大案50,000多起;1981年立案89万多起,其中大案67,000多起;1982年立案74万多起,其中大案64,000起。

所以出现这样恶劣的治安环境,主要原因是文革结束后随着改革开放及其他调整措施的推进,中国的待业人员激增。其中既有文革“后遗症”滋生的大批打砸抢分子、强奸犯、抢劫犯、杀人犯等;也有返城的知青、要求复工的职工、等待国家统一分配的毕业生等。

为改善治安,中共曾推行数次“严打”(图源:新华社)

到1979年,整个待业人员的总量已经达到2,000万之多,北京市的待业人员占全市总人口的8.6%,天津更是占到11.7%,带来沉重的治安负担。恶性案件层出不穷,如1983年6月,在内蒙古自治区喜桂图旗的红旗沟农场,于洪杰、韩立军、杨万春等8人,在酒后竟约定血洗红旗沟,一小时就杀死16人。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1983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举世瞩目的“严打”就此拉开帷幕。稍晚在当年9月,中国人大常委会又颁布《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及《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两个文件,奠定了“严打”从严从重的底色。

从1983年到1987年1月,此次“严打”历时3年多,共查获犯罪团伙近20万个,团伙成员87.6万人,全中国共逮捕177.2万人,判刑174.7万人,劳动教养32.1万人,其中,第一阶段逮捕102.7万人,判死刑的2.4万人。

总的来说,严打及时止住了治安环境不断恶化的趋势,保障了社会的安定发展。不过另一方面,这次运动式执法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异常突出,某些后遗症甚至延续至今,值得中共检视对照,改进社会综治思维。

严打的教训

严打期间,曾有这样一句口号,“可抓可不抓的,坚决抓;可判可不判的,坚决判;可杀可不杀的,坚决杀”。极高效的执法审判效率带来难以避免的量刑判刑过高过重,乃至冤假错案。

知名如迟志强案,因在舞会中与一名女军官在双方自愿的情况下发生性关系,以流氓罪入刑,断送了演员生涯。另如西安的马燕秦案,不过因喜欢交际,曾与个别舞伴有亲密关系,便被定性为流氓集团重要成员,最终被枪毙。

尽管严打在1987年宣告结束,但运动式执法、指标式执法,热衷刑讯逼供、快审快判仍在相当长时间内是社会综治逻辑的主流。其后的不少知名冤假错案如聂树斌案、呼格案、佘祥林案、赵作海案,莫不是如此。

全面现代化离不开社会综治的现代化。中共应当认识到,即便在今天,虽然掀起了一股平反冤假错案的风潮,但政法系统内的弊病依旧深重,既有曾经的遗留问题,也有新出现的次生问题。

譬如近日深圳市发生的“醉酒女被民警膝盖锁喉”事件。这故是件小事,同过去动辄人命关天的大案相比,实在微不足道;但这又不是一件小事,恰是这样的微小细节,更能体现出执法思维的滞后。

中共可从1983年严打吸取的教训有三:一是如何在结果正义与程序正义间实现平衡,伴随公民权利不断受到重视,后者应越来越予以更多关注。二是如何真正从人治走向法治,所谓“从严从重从快”,本质上就是不守法的人治。如果守法,轻就是轻,重就是重,证据充足就判刑,证据不足就放人,如何快的起来、重的起来?三是单纯打击犯罪并不能真正使治安环境变好,更应对造成的社会动因进行检视和改进。很明显的佐证,在1983年严打后,虽然出现一段时间的立案数回落,但进入90年代再次飙升,1991年甚至达到236.5万起,背后的深层因素才是核心,不可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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