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思中国改革争议事件】四万亿与中美竞争“日出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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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前,历经劫难的中国,开始以强大的勇气与魄力迈上了一条改革开放的道路。中国人喜欢用“波澜壮阔”形容这四十年历程。但是改革不能只关注成功与辉煌,当世界在谈论中国成就的时候,不应该忘记“摸着石头过河”中遇到的暗流与险礁,壮阔的风景是由一次次“波澜”而铸就。毋庸置疑,过去四十年,在中共治理之下,“冲击—反应”的历史模式仍然得以套用,一些历史事件——诸如六四,诸如中国国企改革,诸如薄熙来事件,都存在着巨大的争议。

当中国决策层直面这些事件时,他们得到了哪些震动?这些“争议事件”又给他们以后的改革决策带来哪些执政思维与模式的变化?当时间流逝,今天是否还有必要对于这些“争议事件”进行重新的定性?或者更为直白的疑问,习近平任期内,中共会出台一份“改革开放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吗?基于此,多维新闻选取中国改革开放40年当中发生的诸多“横看成岭侧成峰”的争议性事件,立足当下,回顾过往,寄望于透过对这些争议事件的反思,捕捉中国“改革再出发”通关密码。

2008年,无论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上,还是在中美关系历史上都是极具象征意义的一年。在目睹了资本主义旗手美国,因为无节制的金融放任陷入大萧条以来最严重金融危机以后,中国打破了经济管理“以美为师”迷思。危机中,中国推出了在后来极具争议的四万亿刺激计划,其后数年,中国大大缩小了和美国的差距。

温家宝在中国总理任上推出的四万亿刺激十年间广受争议(图源:新华社)

2011年底,华盛顿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出版了该所资深研究员阿文德·萨勃拉曼尼亚教授的《黯然失色:生活在中国经济主导的阴影下》一书。该书书名似乎在暗示世人,伴随着大萧条后罕见的美国金融危机及其应对,中美将实现大国实力的深刻调整。

似乎印证阿文德·萨勃拉曼尼亚(Arvind Subramanian)《黯然失色:生活在中国经济主导的阴影下》一书判断的是,在该书出版前后数年,美国体制受到了前所未有质疑,在大小国际场合,批评和指责本次危机源头美国的声音此起彼伏。作为对照,在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的助推下,中国率先走出了经济危机,表现极其抢眼。

金融危机与四万亿

从2007年起,美国房地产市场泡沫渐有崩盘之势。直到2008年9月15日,曾经不可一世的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对外宣告破产,美国次贷危机正式演化成一场其后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

危机爆发,千钧一发之际,人们还无暇对引爆这一大萧条之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的深层原因做出深刻总结,各国政府都纷纷紧急投入危机救市。美国政府在时任财政部长保尔森以及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主导下开展救市,其措施包括直接救助银行、保险公司以及数轮美联储“量化宽松”。

华盛顿救市的同时,太平洋对岸,北京也迅速做出反应。为了提振中国经济,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提出“十大产业振兴计划”,推出4万亿财政以及10万亿银行贷款相配套的一揽子救市计划。

四万亿经济刺激方案的实施,使得中国经济领先全球迅速触底反弹,挽回了信心,避免了中国经济深度衰退甚至萧条,中国并于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相对于危机源头美国的焦头烂额,中国的强劲势头也反映到其国际地位的空前提升方面。危机期间,全球问题应对从传统的“G7”国家主导,让位于囊括了中国等新兴国家的“G20”,中国也在危机期间增加了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银行的投票权重。

《黯然失色:生活在中国经济主导的阴影下》一书,正是这一背景的产物。

负面冲击与争议

就像在自然界,有浪必有回头浪一样,温家宝四万及刺激计划其后在中国的逐步实施和全面推开,其正反两方面效应亦渐次展露,其负面冲击使得其后长达十年时间里,该救市计划在中国社会陷入旷日持久的争议之中。

四万亿给中国带来的复苏势头在当时仅仅维持了三个季度,其后中国经济就重新掉头下行。四万亿带来的过度刺激,在其后若干年里,给中国经济造成普遍产能过剩与高负债局面。

而随着争议的持续深入,批评者将矛头指向了为经济刺激大行其道提供持续背书的凯恩斯主义。批评者争辩说,原产于西方世界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过于强调需求管理,过于强调政府主导投资的作用,而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持续的资本深化,投资收益递减使得凯恩斯主义投资刺激需求管理那一套已经不大灵光了。

不仅如此,由于美国在经济与金融事务方面的自由放任酿成此轮金融危机,对于充分展露出的美国在金融政策和金融监管方面的失败,中国政府强调中国的金融监管要走自己的路。且经此一役,中共将金融事务置于经济议程的更加核心位置。这些变化从近年来北京不断强调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以及不断加码金融监管以及资本管制可见一斑。

正是在上述反思之下,尽管面临着中国经济持续下行的巨大压力,习李上台执政后对待出台新的经济刺激计划一直较为谨慎,对必不可少的应对紧急情形的经济刺激,则始终坚持不搞“大水漫灌”强刺激。并且,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经济从质量型向质量型转变,这表明官方允许牺牲一部分速度,以换取中国的经济和结构转型。

中国崛起“以我为主”

为了平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思想在中国无处不在的鱼龙混杂的影响,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上台执政之初即提出“四个自信”,并不时向党内强调中国要向世界提供中国经验与中国方案。尽管如外部观察家观察到的那样,“四个自信”更多的是反映在中共的意识形态和思想管理领域,但人们有理由相信,在经济与金融管理这一实务领域,习亦真诚相信,中国必须走自己的道路。

习李上台执政后,中共调整了以往“大水漫灌”式的经济刺激方式(图源:Reuters)

而美国方面,萨勃拉曼尼亚在《黯然失色》一书中认为,美国的衰落几乎不可挽救的理由,概括起来大概有三条,除了巅峰之后的长期增长必然衰退之外,还有以下两个原因:一,美国在这次金融危机后暴露出其财政、金融和债务状况的极其糟糕和脆弱,使其维持经济自然增长的前景极其暗淡;二,美国长期演变的结构性困境已成痼疾顽症,难以克服和恢复。

他的比喻更形象:可把美国经济想象成一栋大厦。一个世纪前,甚至是30年前,它还是全世界向往的对象,但到了上一代人那里,情况发生了变化。顶部的豪华公寓越来越大,中间的普通公寓拥挤不堪,地下室早已人满为患。为了应对这一困局,大厦的电梯不得不停运,结果更让人们跌入失望的深渊。这些困境非一日之寒,乃是一系列问题累积所致,包括停滞不前的中产阶级的收入、长期失业人口的不断增加、持续扩大的社会不公、不断降低的社会流动性等。

2012年1月30日在丹麦哥本哈根,中国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张军与萨勃拉曼尼亚不期而遇。他们同时被邀担任“丹麦商业领袖峰会”的嘉宾演讲人,而担任演讲主持的正是《金融时报》的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

会议组织者用心良苦,在会议当晚有500多位商界领袖参加的招待晚宴上,主办方“丹麦管理学会”特地安排张军之子带领与会者领唱了一首只有三句词的中文歌曲,歌词是:东方太阳已升起,西方还在睡梦里,要加油,要创新。而“日出东方”(The Sun Rises in the East)正是这次峰会醒目无比的主题词。

萨勃拉曼尼亚《黯然失色》一书,通过基于国际比较的经济模型预测称,在未来十年二十年,中国经济仍将保持5.5%以上的增速。对这一预测以及中国崛起“日出东方”的伟大前景,和萨勃拉曼尼亚有过深入讨论的张军给该预测加入了一个附加条件,就是中国以我为主加速市场化改革,从而实现经济结构改革和经济创新。

张军依据的理由是,经过四十年的高速发展,中国经济已经离世界的技术前沿越来越近,从发展阶段上来说,已经从基于投资的发展阶段转变为基于创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个新阶段,动员和组织投资已经不是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早期促进投资的政策(如压低工资、强政府)会阻碍技术创新。在新的历史阶段,正如哈耶克很久之前就论证过的那样,更加分散化和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方式(商品市场、要素市场和金融市场的成熟)会更好地加总大众的智慧,促进基于创新的发展。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大众的智慧如果充分发挥出来,其力量会是惊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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