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思录:改革开放三大危机“断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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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年将一个本来脆弱的城市群体投入到市场的洪流中几经沉浮(图源:VCG)

一幅邓小平的巨幅黑白照片,行人侧着身盯着邓小平冷峻的眼睛——北京时间12月18日,当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完成了他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的长篇讲话后,中国大陆一家知名财经媒体《财经》杂志在社交平台贴出最新期的杂志封面。

一名读者一句意味深长的留言:“没有红色的喜庆庆祝,只有暗灰色体现担忧,加之冷峻的目光却又折射出光芒,中国经济任重道远啊”,引人无限遐想。这可能代表了当下中国人对未来前景的复杂情绪——既怀有强烈愿望,却又难掩忧心忡忡。

回首2018年,这一年可能是中美关系转折之年。从中兴事件到华为高管孟晚舟案,从互相威胁加征关税,到唯一的一次年内首脑会晤,成果乏善可陈。这些令人沮丧的消息很难不强烈刺激中国民众的自尊和自信。

加之,美国的经济打压和政治讹诈是发生在一个极其特别的历史时段——尽管中国经济成长依旧引人注目,但它从2012年起GDP增速下滑,再也未恢复到两位数的水平。事实上,新的中共领导层早已意识到4万亿刺激计划的“刺激效应”已殆尽,经济增速放缓乃是必然。经济新常态、“克强经济学”、供给侧结构调整、新结构经济学……不同时期出现的经济学新名词代表中共在调整经济(即所谓“换挡”)过程中遭遇现实困境,迫切需要一剂良药。

习近平的改革开放40年讲话正是在一背景下发表的。这篇讲话可能的确展现了中共高层的“战略定力”和自信。很多中国民众在之前也对此报以相当的期待,认为他可能提出一些振聋发聩的、扭转阴霾局面的利好消息。不过,不管怎样,“市场”似乎没有做出太过强烈的回应——股市依然在低位徘徊,而人们只是记住了习近平那句强硬甚至略显固执的表态——该改能改的坚决改,不该改不能改的坚决不改。

我们很难简单用悲观情绪来形容当下的外界反应,只是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时代的确不同了。如今的中国再也不是1978年那种社会上下拥有强烈共识并迸发同样热情的时代。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说,社会心理决定了人类永恒的经济问题。不过,即使悲观在今天蔓延,也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士气总有起伏。

1988:中南海里的争吵

这一年,对中共来说是极具考验意义的。5月份,中南海里一度空气凝重,时任中共总书记赵紫阳与两位经济学家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财经作家吴晓波在《吴敬琏传》中形容当时双方争吵得“脸红脖子粗”,不欢而散,旁观者则看得目瞪口呆。

这次争吵的焦点是不断被外界反复提起,却并未出现在官方《改革开放大事记》中的“物价闯关”。当时,中国处于经济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关键期,围绕改革方向,1985至1986曾一度出现厉以宁为代表的“企业产权改革派”和吴敬琏所代表的“整体配套改革派”之争。而随着之后两年投资过热,原材料供应吃紧,央行货币政策宽松,通货膨胀已难以遏制,而基于半计划半市场的“价格双轨制”更日益显露弊端,出现“十亿人民九亿倒”的局面。

1988年,包括邓小平、赵紫阳等高层其实在当时体改委的鼓动下已坚定了冒险闯关“物价双轨制”的决心,声称“长痛不如短痛”,“物价改革非搞不可……十全十美的方针、十全十美的办法是没有的”。

而赵紫阳与两位当时的经济学家吴敬琏、刘国光的争吵也即是因此。赵紫阳和与会的多个部委要员坚持立即启动“价格闯关”。而刘国光表示反对,认为前期物价连续上涨,社会通胀预期已在形成,年初甚至出现抢购风潮,如果贸然推动价格闯关,势必引起市场更大的混乱。所以,刘国光认为,必须对当时的经济环境进行一两年的整顿方可推行。而吴敬琏虽不认同一两年的整顿时长,但同样反对赵紫阳立即闯关的决定。

站在当时包括赵紫阳等人在内的中共高层角度,通胀压力和“官倒”腐败已的确到了不得不采取措施的地步。当然,至于当时该采纳何种意见采取何种行动,最终还是需要自己来判断。

8月北戴河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宣布5年理顺价格方案,计划物价总计上涨70%至90%,工资上升90%至100%。消息甫公布,便天下大乱,肉类等商品价格暴涨,刺激抢购挤兑向全国蔓延……直到当年12月份,赵紫阳终于承认“闯关”失败。当1989年风波出现时,保守派趁机借此发难,声称赵紫阳必须为此承担责任。

吴晓波在《吴敬琏传》中说,1988年的“物价闯关”失败,是中国经济改革史上最让人沮丧的一个事件,它的搁浅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现代化的路径。“闯关”失败后,宏观经济陷入紊乱,全国上下弥漫着阴郁的紧张气氛。

的确,它的教训是直接的,到1990年代吴敬琏的“整体配套改革”方案越发受到认可,改革成为一件更需谨慎的复杂工程。

朱镕基的铁腕残酷而备受争议,但没人否认的确在当时是有效的(图源:VCG)

1998年,经济沙皇的万丈豪言

傍晚六点下班 换掉药厂的衣裳

妻子在熬粥 我去喝几瓶啤酒

如此生活三十年 直到大厦崩塌

云层深处的黑暗啊 淹没心底的景观

在八角柜台疯狂的人民商场

用一张假钞买一把假枪

保卫她的生活 直到大厦崩塌

夜幕覆盖华北平原 忧伤浸透她的脸

河北师大附中 乒乓少年背向我

沉默的注视 无法离开的教室

生活在经验里 直到大厦崩塌

一万匹脱缰的马在他脑海中奔跑

如此生活三十年 直到大厦崩塌

一万匹脱缰的马 在他脑海中奔跑

如此生活三十年 直到大厦崩塌

云层深处的黑暗啊 淹没心底的景观

2010年,距离北京300公里的一个阴霾省会城市石家庄,几个摇滚人因为这首《杀死那个石家庄人》,让人们的思绪又重新回到了1998年。

那一年3月份,凭借在中央7年间的铁腕手段而赢得名声的朱镕基上台组阁。在面对媒体时,他说了一句最能凸显其改革态度的话:不管前边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彼时的中国遭遇严重的内忧外患。1990年代下半期,国有企业严重无法适应市场环境洗礼的矛盾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浪费、低效、产能结构性过剩……那几年,在华北工业重镇石家庄,当时亚洲最大制药厂华北制药像全国其他国有企业巨无霸那样经历痛苦的转型。下岗潮成为那些工人及其子女两三代人挥之不去的记忆,“无家可归的妻儿老小,买断的算是幸福的,其他人都血本无归了。离婚的,自杀的,抢劫,偷窃,石家庄人迷失了方向”。

而祸不单行,1997年下半年亚洲金融风暴横扫东南亚,甚至日韩也中招,1998年危机蔓延,中国国内市场低迷,上证指数甚至跌到1000点以下,产能过剩、消费不振。于是,朱镕基祭出杀手锏,取消单位住房分配,实行积极财政政策,“抓大放小”国有企业并为中小企业改善环境……经过一系列努力,在这场继1988年物价闯关失败以来的最大经济考验中,中国经济增速开始在1998年暴跌至7.8%的基础上缓慢恢复,到朱镕基“交班”的2003年经济增速已重新站到两位数水平(10.0%)。

当然,若干年后,人们仍然时不时反思,朱镕基当年埋下了多少后续隐患,其所推行的国企改革和国企职工下岗措施,其所奠定的中国经济增速“三驾马车”——投资、出口、内需。但是,平心而论,未来是可以完全预见的吗?完美无瑕的改革的确存在吗?

2008年,四万亿热潮

这可能仅仅是一个巧合:回顾改革开放40年,10年一危机,而又往往伴随一次重大调整。

类似的故事发生在2008年,先是5•12汶川地震让人措手不及,继而北京奥运会顶住了种种压力成功举行,振奋了人心,但是少有人看到这背后汹涌着即将到来的危机。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这被认为是美国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金融危机。坏消息一个接一个传来,并迅速反映到严重依赖对外出口的中国身上。根据当时的统计数字,2008年第4季度中国进出口总值为5,942.8亿美元,较2008年第3季度下降18.8%。其中11月份进出口总值增长速度为2001年10月份(除去春节不可比月份)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12月份进出口跌幅则进一步加深,当月进出口总值1,833.3亿美元,下降11.1%。

进出口局面的恶化诱发出口制造业的大衰退。工业生产大幅下滑,大量中小出口企业关闭,失业潮涌现。尽管当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呼吁扩大内需,把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作为保增长的主攻方向,然而,这并不是短期内便可以实现的。

最终,虽然学术界提出危险警告——片面依靠进口以及粗放式增长方式不可持续,但是温家宝政府“4万亿投资刺激计划”伴随着2009年经济增速“保八”目标呼啸而来,基础建设投资的狂飙掩盖了经济结构调整的意愿。而它的负面效应一直累积到今天,仍然在消化着。

如今,又一个10年节点,中国经济增速自2015年以来一直徘徊在7%以下。6月12日在中国股市触及高点后一路狂跌,那场股灾的影响延续至今,再也没有让人们恢复信心。如今,股市萎靡成为表征中国民众对于未来经济成长预期的晴雨表。

正当中共营造着热烈气氛迎接改革开放40周年时,风向标式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在召开时,中国国内依然风平浪静,似乎依然没有看到经济复苏的曙光。2018年的最后一天,按例习近平将再次发表2019年新年献词。他会如何定义这一年,又会如何给人以希望呢?我们拭目以待。

在士气低落时,信心的支撑变得异常重要却脆弱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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