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主政记:李瑞环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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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李瑞环从中国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简称:全国政协)主席的岗位上退休,结束了从政生涯。李瑞环是在六四事件后,逢中共高层改组之际进入中央的。此前他已在中国直辖市天津任职8年。正是这段从政经历,为他积累了升迁中央的政治资本。

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中国全国人大委员长李鹏(左)与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在会上交谈(图源:AFP)

李瑞环出身贫寒,没有接受过系统教育。后来学得木工手艺,成为建筑工人。1950年代,曾参与人民大会堂、北京工人体育场等中国一系列大型建筑工程。在他做工人的15年中,因为勇于技术革新,曾被誉为“青年鲁班”。后来转为干部,一直在建筑领域任职。文革中被打倒,复出后不久,即由工会转到中国共青团任职。

李瑞环的办事能力受到当时共青团书记胡启立的赏识。1980年6月,胡启立出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兼市长,不久,李瑞环即被调往天津任副市长,成为其助手。后胡启立被重新调入中央。1982年,李瑞环顺势接班,出任天津市长。5年后,升任天津市委书记,并兼任市长。

中共领导人邓小平对李瑞环的认可,即始于他任职天津期间。1981年至1985年,天津经济快速增长。1986年8月,邓小平视察天津,对迎候他的李瑞环说:“我要看看你们的开发区。天津开发区很好嘛,已经创出了牌子。投资环境有所改善,外国人到这里投资就比较放心了。”

邓小平口中的开发区即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成立于1984年12月,属中国首批国家级开发区。当时,邓小平为开发区题词:“开发区大有希望”,并鼓励李瑞环“可以胆子大点,发展快点。”

1987年11月,李瑞环在一次会议上曾回忆邓小平与他的一段对话。其中,邓小平说:“你在天津的呼声不错呀!”显然,李瑞环在民众中的声誉给邓小平留下良好印象。六四事件后,邓小平提出“组成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集体,向人民作出交代。”李瑞环随即被调入中央。

2002年11月,李瑞环在全国政协一次常委会上曾讲道:“我是1989年6月到中央工作的。老实讲,我一直不太愿意到上边来。以前中央曾有两次要调我进京,我都想方设法地婉拒了。我多次说过,我这个人不适宜在上层工作,喜欢在下边跑跑、在人群里跑跑,愿意干点看得见、摸得着的活。1989年,中央通知我到北京来,我对李鹏同志、杨尚昆同志说,我还是愿意在天津工作。但小平同志强调,动乱之后不准再讨价还价,我这才接了工作。”

可见,若非邓小平坚持,对李瑞环个人来讲,更想在天津任职。事实上,他在天津确实“如鱼得水”。引滦入津工程(是中国滦河、海河流域的大型跨流域引水工程),缓解了天津市民吃水难的问题;对城市交通干线等基础实施的建设和完善解决了市民出行难的问题。据统计,李瑞环在天津工作的8年里,天津市政府为市民办了110件实事。

而且,李瑞环本人还是一名足球迷,几乎天津足球队每次主场比赛他都现场观战。在他的大力支持下,1980年代的天津足球队进入一个全盛时期。

李瑞环务实、亲民的作风,使他在天津颇受欢迎。也成为中共地方主政者的榜样。1987年,即将赴上海任职的朱镕基,曾两次向李瑞环请教。朱镕基后来说:“他的经验是要选好突破口。”后来,朱镕基以“解决市民副食品供应作为工作的突破口”,开启了他在上海的从政之路。

在天津顺风顺水的李瑞环,对调入中央确实难提起兴趣。联想到江泽民曾谈到六四事件后奉调入京时“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感受,就能理解没有任何班底的地方大员,初到中央的日子其实并不好过。

不过李瑞环最终未负所托。在中央任职期间,他发挥在天津时的开明作风。在以中共常委身份分管意识形态工作时,他顶住了党内保守派的压力,为文艺创作维护了较为宽松和谐的环境;在担任全国政协主席的十年间,他使中国这一政治协商机构变成了“言官”大本营,开创了“中国政协的李瑞环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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