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为“伟大斗争” 毛邓习时代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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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指,习近平要通过“伟大斗争”唤起中国官僚和民众的改革意志(图源:AFP)

2019年开年,中共最高党报《人民日报》于理论版连续刊文谈“伟大斗争”,分别为《不断夺取新时代伟大斗争新胜利》、《从社会规律认识伟大斗争》以及《敢于并善于应对各种风险、压力和挑战》。

这三篇文章中,所谈的主题都是解读习近平所说的“伟大斗争”。

对于“伟大斗争”的表述,最早出现是在由习近平主持起草的十八大报告中,到了十九大,报告则第一次将其与其他三个“伟大”放在一起,构成“四个伟大”,也即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按照习近平的说法,伟大斗争的完整表述是“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毛邓时代的“斗争”

当然,中共的出身是革命性政党,且其奉为圭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将“矛盾斗争”作为世界的普遍规律看待。这就决定了,在中共自革命、建政近百年的话语范式中,“斗争”这个词从来都不曾缺席。从毛时代、经历邓时代,再到习时代,“斗争”这个词语至少从字面来看,都存在着,但其内涵却有不同。

毛时代的三十年,其实最接近“斗争”字面的意思,就是不断的革命,不断地斗争,对内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毛本人也是“与天斗,与地斗,其乐无穷”,对外虽然还没有实力和体量去充分地“争”,但也是尽其所能在争夺话语权和主动权。作为中共革命、建政奠基者的毛泽东,可谓把“斗争”思维发挥到了极致,一面固然巩固了中共的革命政权,另一面也造就了执政灾难。

再看邓的三十年,破除了毛时代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将工作的重心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来,他的三十年是改革的,是建设的,但力度也是充满“斗争”色彩的,所以才有“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猫论”,才有“杀出一条血路”的紧迫感,也才有中国改革开放至今的经济成就。其中改革中的矛盾,需要破除的利益格局,未见得不比毛时代更为棘手。其后的“价格闯关”、打破国企“大锅饭”等市场化改革,这些改革中的成绩与阵痛,无不体现着中共谨慎前行中的改革魄力,亦未尝不是一种“斗争”。

习时代的“斗争”:重拾改革魄力

“斗争”也是习时代的高频词,但主要是面向中共官僚系统的。类似的,在中共面向普通民众的宣传中所见更多的是“奋斗”这种更接地气、更动人的表述。如中国的政治宣传片中常见的“我奋斗,我幸福”等。另外,诸如“撸起袖子加油干”“壮士断腕”等等具有“斗争”色彩的词汇,也多见于习近平自己的讲话和中国官方媒体及理论刊物中。从这个角度来说,“斗争”就是改革魄力的近义词另类表达。

有分析认为,到了与毛邓时代相比,习近平的三十年,虽然同为“斗争”,但意涵却有着明显的不同,既不同于毛的革命式斗争,也不同于邓的改革式斗争,而是结合了二者“精髓”的进阶版——用毛时代的革命气魄和力度,来继续深化邓时代的改革与建设,进而完成民族复兴。而这样的任务在前,对习近平来说,既是挑战,也不失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机遇。

作为新时代的理论,习近平的“伟大斗争”的政治基础必须是超越前后三十年的。前三十年是革命的、斗争的,后三十年是改革的、是建设的,之后的三十年是深化改革、通过奋斗完成民族复兴的。这其中自然不可避免有习近平个人的色彩,但更多的是由中国改革内外形势所决定的。

超越“盲目斗争”与“消极无为”

习时代的中国,改革已到瓶颈期,同时,中国内外部的形势也在发生着急剧变化。习近平自己也说,中国改革经过30多年,已进入深水区,可以说,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对此,习以“胆子要大”和“步子要稳”来应对。

一面是胆子要大,就是改革再难也要向前推进,敢于担当,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这就是要中国的官僚系统保持在改革中进行奋斗的精神朝气,另一面,又要步子稳,就是方向一定要准,行驶一定要稳,尤其是不能犯颠覆性错误。这无疑对习,也对中共干部官员提出了更高的改革要求,需要更加敏锐卓越的改革技巧。

因而,在《从社会规律认识伟大斗争》一文中,中共的理论家指,“从规律的高度看待斗争,就不会陷于盲目的斗争;从斗争的高度看待规律,就不会消极无为,期待规律自动实现。”显示出在毛和邓的“斗争”思维间进行调和,进而超越的努力。

首先,“斗争”必须在尊重社会现实和社会实践的基础上进行,否则,片面强调改革的斗争性,胡乱发挥人的能动性,如毛时代的“大炼钢铁”“大跃进”等等,盲目信任理论对实践的推动作用,势必造成灾难;

再者,不“盲目斗争”也不是“消极无为”。在中共的改革中,有一种想法认为尊重社会大众和地方实践,一切改革都可以“摸着石头过河”,中央政府可以无为而治,或者静观其变,对既有事实进行承认,则万事大吉,中国的改革就会水到渠成。这种想法忽视了其中所浪费的时间成本和资源内耗。特别是在外部世界因即将到来的第四次科技革命而发生快速变化的情况下,中国有可能因为官僚系统的惰性和不作为,而浪费掉转瞬即逝的改革时机。或者因不能提前预判所面临的内外部风险,而发生体制性的动荡。

更遑论中国面临着算不上乐观的内外形势。在外部,中美之间的贸易战有可能转化为长期的结构性对抗,在内部,中国还面临着势力强大的利益集团和腐败分子、黑恶势力等等对改革的威胁,随时有可能让改革脱轨,让中国向沦为维护少数资本和权力精英利益的错误改革方向滑去。

因而,习近平多次提出“斗争”“奋斗”等,必须区别于毛时代忽视政经客观规律的“阶级斗争”和“盲目斗争”,也不同于邓时代过于偏重“摸着石头过河”这样顺其自然的改革方法论,而是要用毛时代的政治气魄,和邓时代的谨慎明智,融于一体,创造习时代的独特改革方法论,解决习时代所面临的改革问题。从这个角度说,习时代的“斗争”,试图越中共前后三十年的不同革命、改革逻辑而上之,创造适应于今日中国发展阶段和改革形势的独特改革方法论,激发中国官僚系统和民众对改革的热情和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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