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力推企业“党支部”的政治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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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中共对基层组织党支部格外重视,出台文件寻求在企业和基层社区等完善党支部设置(图源:Reuters)

前段时间,中共公布了《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其中包括民营企业、外企等在内的所有企业以及其他行政和社会组织、社区、学校、科研院所、军队等基层组织设立“党支部”的规定,再次引发争议。很多人担忧将中共党组织扩张到民营和外资企业是否会干扰后者独立性,乃至重回改革开放之前社会控制的老路?中共为何要在这个时候力推“党支部”,外界的担忧是否会发生,中共将面临什么样的政治隐患,都亟待审慎思考。

“党支部”:中共整合基层社会的一环

坦率地说,如果抛开认知的差异,从中共的列宁主义政党基因和逻辑出发,不难发现,力推和强化“党支部”更多是中共在高度多元、分化的市场经济时代提高政治领导能力、整合失序的基层社会的一个步骤,同时也是规避执政风险、确保马克思主义政党初心、巩固执政基础的努力。习近平早在2012年上任初就多次提及中共党的建设在社会各领域面临普遍“弱化、淡化、虚化、边缘化”和“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的问题,因此他一方面大力反腐,一方面着手重塑中共基层党组织。

追溯历史,近代中国由于一系列原因,是个孙中山所形容的“一盘散沙”式社会形态,内部高度分化、失序,非常难以组织起来应对鸦片战争以来的内忧外患危机。在这种情形下产生并效法苏联共产党的中共,因为自身严密、有效的党组织结构,承担起了整合中国社会的角色。在毛泽东时代,中共就曾以党组织为中心建军建政,组织国家政权组织,重塑社会结构,形成了以中共为中心的国家社会一体化,让昔日一盘散沙的中国产生超强的社会动员能力,但也严重窒息了社会活力。

邓小平时代实行改革开放之后,中共的组织力量或主动或被动地从经济、社会和其他领域部分退出,从而极大鼓励社会的多元发展,释放了社会活力,越来越多的人不再依附中共党组织。但由于中国社会新兴的组织力量尚未成熟,法制不健全,市场欺诈、经济腐败、军队腐败、基层政治腐败、地方黑社会、传统封建迷信回流,加之新旧经济结构、社会力量彼此冲突,思想观念彼此碰撞,要统合如此复杂庞大的分化社会,如果没有一个整合性的主导力量,社会容易走向分裂和失序。

正是在此背景下,2012年十八大以来中共加速向传统政治和意识形态回归,强化对基层社会的整合,通过反腐、党建等重新激活腐败蜕化的党组织,重建“党支部”及其领导力和凝聚力。所以2012年以来中国兴起了基层党建的新一轮高潮。譬如,从诺基亚到家乐福、沃尔玛,从渣打银行(中国)到普华永道,从北京现代到阿卡特朗讯上海贝尔,一些外企纷纷建立党组织。据中组部数据,截至2016年底,已有70%在华外资企业设立中共党组织。而不久前中共颁布的“党支部”文件显然是对此前中共加强党组织工作的正式认定,也是加快推进的政策信号。

外界对中共强推“党支部”的担忧

尽管中共重建“党支部”具有整合社会的意义,但它的负面效应也不容忽视。它本身带有的威权体制特点和对社会控制的加强,都令外界产生了向左转的担忧和恐慌。比如,2014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共就曾要求在国有企业强化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包括许多在大陆和香港上市的股份制国有控股企业。彼时海外市场人士就曾担忧,党组成员会干预企业决策,可能影响投资者的利益。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自2016年以来,至少有32家在香港上市的中国大陆国企提出重组方案,由党组成员担任董事局顾问,市场担忧此举会否对在港国企的投资者产生影响。

而近来中共在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中建立党支部组织的要求,则更令外界担忧中共会把政治控制扩张到对民企和在华外企身上。此前中国兴起的“消灭私有制”和“民营经济离场论”等极端左倾言论风行一时,委实折射出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普遍政治不安全感。现在又值中国经济下行,中小民营企业发展遇到困难,资本外流严重的情况下,推出在民企建立党支部的要求,虽有合理逻辑,却难免引起民企的焦虑。港媒《南华早报》2018年11月25日报道称,民企建立党支部以及民营企业家加入共产党,更多表现出中国民营企业家内心普遍缺乏安全感的事实,更多是一种民企自保、抵御政治风险、或跟政府搞好关系的方式,而不是政治上的忠诚。

而对于在华外企建立党支部,中共官员一直强调,外企中的党组织不会干预正常经营活动与决策,而是与工会在企业中的角色类似,起到人力资源辅助者的角色,具有员工联谊、服务员工的作用。中组部副部长齐玉在十九大期间还曾表示,外资企业的领导层认为:“企业设党组织能够帮助他们及时了解中国政府,化解劳资纠纷,为企业发展提供正能量。”事实上,据欧盟驻华商会主席哈伯恩(Mats Harborn)对外界表示:“目前也确实还没有出现党支部要求参与外企决策的情况”。但即便如此,由于认知和习惯差异,外方管理者对中共党组织可能“影响公司管理决策”或“建立另一个权力中心”的担心始终存在,甚至认为这是“政治渗透”。

据中国官方数据,截至2016年底,已有70%在华外资企业中设立了中共党支部,包括沃尔玛、渣打银行(中国)、普华永道等诸多世界知名企业(图源:VCG)

中共需警惕的政治风险

上文分析可以看出,尽管中共重建党组织具有自身的逻辑,但潜在政治隐患不容忽视。

一是因为中国早已不是封闭保守的弱国,而是日益引人关注的全球大国,政治外溢效应明显,国内的任何动作都可能招来国际影响。因此,对于政治意识形态色彩极为敏感的“党支部”在民企、外企的设立,自当极为慎重,避免负面影响。尤其恰逢中美贸易战之际,中美博弈加剧将是长期的过程,中国面临外部环境和发展空间压缩,内部经济下行和资本外流压力居高不下的形势下,如何稳定国内政策预期,创造更有吸引力的融资环境,吸引外资在华投资,恢复民企的经济活力,仍是无比艰巨的任务。这个时期应该力求稳定预期,避免政策带来的人心浮动。

二是因为政策制定的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有时存在落差。从理论上来说,重建中共基层党组织对于中共革新和发挥社会凝聚力来说可能颇有助益。可从实践层面来说,鉴于许多官僚尚缺乏现代化治理能力,加之中共威权体制下长久以来未能完全根治的宁左勿右的政治投机文化,此时如果力推“党支部”,很难保证不会出现层层加码、政策极端化执行的问题,进而有可能压制经济活力和社会自由空间。坦率地说,最近几年中国社会时不时浮现的、给中共造成困扰的“高级黑”,正是由于投机官僚层层加码中共高层意志的结果。在这个问题上,中共应引以为戒。

三是因为政策设计应该因地制宜、视情况而论,不应该对国企、民企、外企设立同一个标准。在这个问题上,即便是向来被舆论认为亲中共的《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也微博上发言称:“大多数西方元素进入中国只可能一定程度上中国化,如果我们要求它们彻底中国化,将意味着绵延不绝的冲突。比如一旦要求外企建立类似中国国企中同等作用的党组织,对方就很难接受。”的确如此,中西方本就存在较大的认知差异,和而不同才能友好相处和解决问题,没必要强行趋于同质。在“党支部”问题上,建或不建,主动权应交于外企,无需刻意,防止因小失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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