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长“疑罪从挂”案审结 正义莫被“莫须有”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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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须有”本是中国古代名将岳飞被奸臣陷害的罪名,历史总有相似的地方,数千年后由于法治漏洞,有人也因为莫须有的罪名几十年来无法堂堂正正做人。

在当今中国大陆司法界,一项“疑罪从挂”的潜规则让当事人长期以来无法摆脱戴罪之身(图源:VCG)

在中国司法界有个被叫做“疑罪从挂”的潜规则,即对查无实据的疑难案件,先挂起来拖着,对当事人长期不起诉、判刑。近日中共建国以来历时最长的一起“疑罪从挂”案件得以审结。据中国媒体《新京报》报道,1月29日上午,张玉玺案在河南省夏邑县人民法院开庭。法院经过审理当庭宣判,张玉玺无罪。听到这一审判结果,张玉玺失声痛哭,这一天,他等了足足27年。

回溯至27年前,1992年7月3日,河南省商丘市夏邑县发生一场邻里纠纷导致的斗殴,男子张超明受伤身亡。真凶畏罪潜逃,家属一口咬定曾参与斗殴的张玉玺是凶手。当天下午1点多,张玉玺被传唤到派出所。据张玉玺回忆,在审讯中他遭遇刑讯逼供,当时招认打了张超明。

1992年7月20日,张玉玺被批准逮捕,羁押约5年后,被当地检察院起诉。1997年5月19日,夏邑县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张玉玺犯故意伤害(致死)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

张玉玺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在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期间,即1997年10月12日,真凶张胜利、张叶被公安机关抓获。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遂于1997年10月18日,裁定将张玉玺案发回夏邑县人民法院重审。

但后来张玉玺一案似乎被当地司法机关“遗忘”了。直到2001年真凶张胜利被定罪,甚至刑满出狱,当地检察院这么多年都没撤诉张玉玺一案,法院一直未开庭审理,直到今年1月29日才开庭宣布张玉玺无罪。虽然2001年张玉玺被取保候审,予以释放,但取保候审的释放不等同于无罪释放,他依然是戴罪之身。

从发回重审到再次开庭审判,中间隔了22年,用张玉玺辩护律师的话说,该案是一起典型的“疑罪从挂”案件,历时之久,创下中共建国以来历史之最。

这样先挂起来拖着的“疑罪从挂”案件,在中国并非个案。综合媒体报道,中国工程院院士沈国舫曾致信媒体表示,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宁自2014年6月20日以涉嫌贪污公款罪被羁押以来,在超过4年的时间里仍未被法院宣判。1984年河南村民吴留锁因犯故意杀人罪一审被判死刑,吴留锁在公开审判大会上当场喊冤,并提出上诉。此后,案件被裁定重审,1998年重审之后吴留锁又被改判死缓。不过,一审和重审开庭之间,相隔了14年。这期间,他一直被羁押在河南省洛阳市伊川县看守所,案件也一直被搁置。

为减少冤假错案,中国司法改革还需在司法实践中落实疑罪从无原则(图源:VCG)

在司法实践中,这些“疑罪从挂”的情形之所以屡禁不止,一个客观原因不容忽视,即中国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还不够完善。例如,法律没有规定有权批准延期结案的机关必须作出答复的最后时限。就像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公诉案件,应当在受理后二个月以内宣判,至迟不得超过三个月。对于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或者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以及有本法第一百五十六条规定情形之一的,经上一级人民法院批准,可以延长三个月”。但也没把这个期限规定那么绝对,比如该法律条款同时又规定“因特殊情况还需要延长的,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批准。”

正因为相关法律存在着一定的漏洞,而对于这种状况也没有规定可操作性的监督和补救措施,从而使得一些办案人员有了推卸责任和照顾不同部门之间“关系”的“合法”空间,让他们有了理直气壮地延误结案时间的理由。张玉玺在发回重审的维权过程中,也切实地领教到了这一点。他表示几乎年年都去找相关部门,但年年被“踢皮球”:找到法院,法院说案件已经退到检察院了;找到检察院,检察院说补充侦查又退回公安局了;找到公安局,公安局说补充侦查已经递过去了……维权陷入了这种无限循环的怪圈。

所幸的是,这种恶性循环终于在今年的1月29日画上了句点,但在张玉玺一案中,一审和重审开庭之间,相隔了22年。按理说,既然真凶已被判罪,主犯不是张玉玺,法院就该为其“正名”,如果他是从犯,就让他承担该承担的法律责任。属于错判错抓就得进行国家赔偿。但是,夏邑县人民法院却将该案拖了22年不判,张玉玺背着“犯罪嫌疑人”的罪名不清不楚地活了22年。

张玉玺个人及其家庭在他罪名的阴影下,生活得异常艰辛。张玉玺向媒体表示,案发前其家庭生活在当地村庄算中上等,但案发后,死者家属多次辱骂家人,并抢砸其家。一家人在“杀人犯”妻子、“杀人犯”儿子的谩骂声中搬走,最初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其母亲和妻子带着两个孩子要饭,张玉玺被取保候审释放后,也是常年在外地打工,有家难回。

由此可见,对于复杂刑事案件中的涉事人来讲,当“疑罪从挂”处理虽然看似比被判“疑罪从有”要幸运一些,但这种幸运也是相对的,不应该忽略其弊端。中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即“疑罪从无”,但在司法实践中,将本该判为“疑罪从无”的刑事案件却判定为“疑罪从挂”,造成对无辜涉案者人权的侵害,以及为一些办案人员渎职提供合法理由。

司法能否在经过证据调查后,不能形成有罪确信时,宣告被告人无罪无疑是衡量其是否达到善治要求的重要指标。张玉玺这起中共建国以来历时最久的“疑罪从挂”案显然不符合现代法治的要求。从近年来的冤假错案中可以看到,疑罪从无在中国以往的司法实践中被严重虚置,甚至异化为疑罪从有、疑罪从轻的司法潜规则。而这些,其实说明了中国法治之路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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