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重修家法规模史无前例 四项使命剑指何方(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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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儒家的经典教义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被作为实现政治抱负的进阶之路。要想治理好国家必须首先治理好家庭,而治理好家庭又需自己德才兼备提高修养。这种传统持续了上千年成为中国政治一大遗产。而对于拥有近9千万党员的马列主义政党中共来说,同样置身于中国这一政治传统之中。从其建党到建政,中共都始终坚持着这条治理之道——治国必先治党。而这也与马列主义政党的政党理论不谋而合。

中共如何治党?正如中国那句古训所说,“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中共治党也必须有自己的“家法”,那就是中共党内党规。中共近七年来掀起过两次大规模的家法整顿,一个是2012年-2017年之间旨在配合反腐行动而开启的清理。而第二次就是十九大后,即集中在2018年的大规模修订家法工程。

中共为何在反腐已经取得压倒性胜利,中共中央权威已经“定于一尊”的情况下,仍然如此大力度地推动“中共家法”重建呢?分析这些中共党内法规的规定,可以发现其主要意图大致可分为四个方面:一、强化中央政治权威,维护集中统一领导;二、巩固中共全面领导,扭转中共领导弱化危机;三、优化中共党组织,整合基层社会;四、完善党内监督,反腐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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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近期颁布《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对政法领域加强中共集中统一领导(图源:新华社)

三、优化中共党组织,整合基层社会

此次中共党规修订涉及的另一大方向是中共党组织的整合优化。习近平早在2012年上任初就多次提及中共党的建设在社会各领域面临普遍“弱化、淡化、虚化、边缘化”和“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的问题,因此他一方面大力反腐,一方面着手重塑中共基层党组织。

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和《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中就曾说,“强化中共党组织在同级组织中的领导地位,加快在新型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中建立健全党的组织机构,做到党的工作进展到哪里,党的组织就覆盖到哪里”,对组织建设极为重视。

在此次中,“完善党的组织法规”被放到第一位。它提出要坚持民主集中制这一中共根本组织原则,全面规范中共各级各类组织的产生和职责,为中共治党、治国奠定组织制度基础。其中主要任务包括,重点制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条例、国有企业党组织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等党内法规;修订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暂行条例、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选举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暂行条例、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和国家机关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试行)等党内法规。

而2018年已经完成的重磅文件《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规定包括民营企业、外企等在内的所有企业以及其他行政和社会组织、社区、学校、科研院所、军队等基层组织设立“党支部”的规定,并对党支部的标准、规范提出了更细致的要求。这正是对中共十九大所要求的“强化中共党组织在同级组织中的领导地位”的制度化。

除此之外,对于党组织其他更为细节方面规定也在不断出台新规定,织密组织建设的规定。如《关于党的基层组织任期的意见》旨在严肃中共党内政治生活,完善基层组织任期;《干部人事档案工作条例》,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和中共对干部人事档案工作的统一领导;《党组讨论和决定党员处分事项工作程序规定(试行)》,主要规范党组讨论和决定党员处分事项……中共党组织重建大到高层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小到地方基层的“党支部”,事无巨细,无一遗漏,进行系统化的顶层设计,以巩固中共的组织体系。

中共为何如此重视党组织建设?其实,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中共党组织在中国具有着建构政治体制、整合社会结构的重要作用,关系着中共的执政治国和社会治理。

在毛泽东时期,中共以党建政,再以国家政权的力量组织社会结构,实现了以政党为中心的国家社会一体化,完成了对社会的有效整合。当然,尽管它具有极强的社会动员和整合能力,但也严重窒息了社会活力。邓小平时代实行改革开放之后,中共的组织力量或主动或被动地从经济、社会和其他领域部分退出,从而极大鼓励社会的多元发展,释放了社会活力。但要统合中国如此复杂庞大的分化社会,如果没有一个整合性的主导力量,社会容易走向分裂和失序。

在此背景下,2012年十八大以来中共加速向传统政治和意识形态回归,通过反腐、党建等重建中共高层和基层党组织,重新激活腐败蜕化的党组织,增强中共领导力和凝聚力,以巩固中共执政根基。2018年的中共家法修订是中共重建党组织的重要步骤。

四、完善中共党内监督,反腐制度化

中共近6年来的最大遗产之一可以说是反腐。而经过漫长的六年运动性反腐,中共成功遏制住了腐败势头,取得“压倒性胜利”的情况下,中共反腐必然走上谋求治本之策的制度性反腐之路。习近平多次对党内重申:“铲除不良作风和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根本上要靠法规制度。”

而对于一个拥有近9000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堪比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规模,党内法规对于中共反腐的意义不言而喻。国家法律尽管在应然层面应当成为制约腐败的主要角色,但由于国法的相对滞后以及中国的政治体制结构决定了共产党员官员很难完全被法律所约束,而党内法规却可以在国法的基础上,提出更为严格、更为“务实管用”的制度来约束中共党员干部。比如党规除了硬性的法律要求,还可以对党员提出软性的道德准则,以此规范党员行为,若违反了道德规范,同样可以处以惩罚。这就提高了对党员行为的制度标准,织密预防腐败的制度之网。

因此,完善党内监督制度就成为这次修法的一大重任。此次的《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第二个五年规划(2018—2022年)》提出“要完善党的监督保障法规”,而其重点要制定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工作条例、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组织处理办法等党内法规;修订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等党内法规。

而与此要求一脉相承,2016年,中共便曾出台《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修订《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而2018年中共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扎紧管党治党的制度笼子。中共重新修订《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印发了《关于深化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派驻机构改革的意见》,这是在此前《巡视工作条例(修订稿)》和《国家监察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派驻机构改革,完善派驻监督体制机制,为推动制度化、法治化反腐提出制度保障。

概而言之,这第二次大规模修订中共党规,是继中共运动性反腐取得“压倒性胜利”之后,从制度层面进一步巩固反腐成果,深化反腐进程,从“治标”转向“治本”,以“惩治”转向“预防”,显示出中共进入制度性反腐的新阶段。

当然,也要看到,由于中国缺乏强势的法治传统,如何将党内法规纳入国家法治体系中,将党规与国法有效地衔接起来,构建严密的法治监督网络,仍是很大的挑战。

总结

由此,中共此次修订党内法规的出发点和归宿基本明朗,重塑中央权威、强化中共领导、完善组织体系和推进反腐制度化,成为其发力的四个维度。而它们彼此之间又互相联系,构成一个有机整体,最终都指向如何在新时代巩固中共的执政地位,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十八大前,中共中央政治权威受损、中共对国家的领导弱化、组织涣散、贪腐成风,可谓中共面临的四大困境。新一代领导层从反腐作为突破点,对中共进行全方位洗礼重塑。2018年的这些党内法规可谓只是中共重塑计划的一部分。

从其规划以及实施来看,政治上重塑中共中央权威,强化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在于约束中共全党在政治上与中共领导层保持一致,重新恢复统一的中央集权,结束此前的“九龙治水”的寡头政治和地方分裂主义,实现定于一尊、令行禁止。而巩固中共对国家社会各层面的领导,重塑中共组织系统,加强党内制度监督,深化反腐制度化进程,都在于提高中共运作效能和社会整合能力,进而提高中共领导力和执政能力,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

只不过,在这个过程中,各级党组部门在对中央权威的协调和服从增强的同时,其活力和积极性如何保持也成为大难题,如何不在高度集中化的组织结构中沦为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结局,如何在严厉治党的同时,预防治理体制扭曲僵化,压缩社会空间和活力,也是治党过程中需面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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