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派:当“真相”被说出之后 事情将变得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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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眼睛、蓝眼睛”是澳洲华裔数学家陶哲轩提出的趣味逻辑问题,笔者读到的表述大约是这样:从前有一条村庄,村中有100个村民。95个村民的眼睛是蓝色的,5个村民是红色,村民们都具有超绝的逻辑思考能力,但村中有两条神秘的禁令:(一)禁止讨论任何有关眼睛颜色的东西;(二)任何村民一但以任何方式得知到自己眼睛的颜色,必须要在次日于村中广场自杀。

在后真相时代,媒体的多样化与政治形势日趋复杂,人们的共有知识可能在增长,但公共知识仍然是稀缺的。图为2018年10月,沙特记者贾迈勒·卡舒吉(Jamal Khashoggi)地沙特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领事馆被暗杀后,一名男子试图阻止媒体进入采访(图源:Getty)

所有村民都非常忠于禁令,而且大家都知道大家会忠于禁令。但有一天,村子来了一位旅行者,和村民玩得非常高兴,在他离开之前,全村人为他办了一个欢送会。尽管旅行者知道禁令,但因为饮得有点多了,不小心说出“在这里看到有和我自己一样都是红眼睛的人真是太高兴了”,一时,全场静默,旅行者当即知道自己说错了话,急急离开了。

旅行者离开后心想:“我说的话其实没有甚么特别呀,村民都互相认识,他们所有人都肯定知道村子中有红色眼睛的人呀”,即是说,旅行者认为他实际上没有说出任何新的信息给村民,村民都早已经知道“村中有红眼睛的人”这个事实,因此旅行者心中的罪恶感就减少了。

有天,旅行者又再回到村子,但却发现村中所有红眼睛的人在他离开后第五天都在广场上自杀了。现在的问题是,既然旅行者没有说出任何村民不知道的新东西,那为甚么当旅行者把这个无人不知的东西说出来之后,却发生了这么大的影响?

读者在这里可以尝试解开这个问题:为甚么在欢送会之后,红眼睛的村民最后就知道了自己是红眼睛,而在广场上共同自杀。

共有知识与公共知识

笔者看到这个问题的一般解答是,要区别共有知识(shared knowledge)公共知识(common knowledge)

共有知识是指:在一个团体 G 中所有人都知道 P;而公共知识则要求:在一个团体 G 中所有人都知道 P,而且 G 中的所有人都知道所有人知道 P。

旅行者认为村民都知道“村中有红眼睛的人”这个事实,“村中有红眼睛的人”是共有知识,这是正确的。但大部分的解答认为,这并不是一个公共知识,即是说,即使所有村民都知道村中有红眼睛的人(因此旅行者没有说出新的东西),但村民并不知道其他人是否知道村中有红眼睛的人,他们各人都只知道自己知道,因此,“村中有红眼睛的人”并不是公共知识。而由于禁令的存在,村民无法通过公共讨论去对“村中有红眼睛的人”建立共识,即把它提高为公共知识。

“我要自杀吗?”的推论

而旅行者在欢送会中提出“村中有人是红眼睛”,一般认为他这个宣布的意义不是在于提出新信息,而是在于建立共识,在那一刻起所以村民都知道“村中有人是红眼睛”是公共知识了。这样,死亡倒数就开始了,所有村民都知道所有村民都忠于禁令而且逻辑思想能力极高,因此,他们就开始这样思考:

(一)如果村中只有一个红眼睛的人,他会在第一天自杀,因为他从没见过有红眼睛的人,但他又知道村中有红眼睛的人,那个人只能是自己。如果我没看到有任何红眼睛的人,我也会知道自己是红眼,我第一天也会去自杀。

(二)如果村中有两个红眼睛的人,他们会在第二天一起去自杀。

甲、 因为假设我也是红眼睛的人,又假设村中有两个红眼睛的人,我只会看到村中有另一个红眼睛的人,但我却看不到自己是不是红眼睛。

乙、 我在等他自杀,他又在等我自杀。如果他自杀了,我就知道他没看到有任何红眼睛的人(包括我),他知道自己是唯一一个红眼人。而如果我自杀了,他也会知道我没看到有任何红眼睛的人,他不是红眼人。

丙、 但我第一天不会自杀,因为我也在看他第一天自不自杀,如果他自杀了,我就不是红眼睛,因此,我们两人第一天都不会自杀。

丁、 但第一天后,我们都知道了对方都看到有人是红眼睛,而这个人自己看不到,那就只能是自己了,因此,第二天我们都会去自杀。

(三)如果村中有三个红眼睛的人,他们会在第三天一起去自杀。

甲、 假设我是第三个红眼睛的人,我会看到有两个红眼人,我会看看他们第二天会不会自杀,如果他们自杀了,那就没事了,因为他们知道村中只有两个红眼人,就是他们自己。但他们如果没自杀,那只能是因为他们看到有一个我看不到的人也是红眼,就是我,我也应该在第三天自杀。

(四)如此类推,如果村中只有四个红眼人,他们会在第三天知道自己也是红眼,村中有四个红眼人(他们都只会看到三个,加上自己是四个)。他们会在第四天自杀。

(五)我现在知道村中有四个红眼人,只是不知道现在我自己是不是红眼。我要等等看在第四天我看到的这四个红眼人去不去自杀,如果不去,我就知道他们看到一个红眼人是我看不到的,那我也是红眼人。

所有红眼的村民都能想到这点,而且他们都知道对方能想到。所有红眼的村民都看到有四个红眼人,但他们都不知道在他人眼中自己是不是红眼睛,不知道对方看到有多少个红眼人,所以他们在第四天看到红眼人没有去自杀,他们都知道了大家都能看到四个红眼人,因此能肯定有一个自己看不到的红眼人,即是自己,所以在第五天所有红眼人都自杀了。这就是问题的解答。至于旅行者或村民要如何做才能救回错误,则有很多方法,有些要杀人,有些则不用,留待读者自己设计了。

名为“猜猜自己是否红眼人”的游戏

很多人把这个逻辑问题与《国王的新衣》对读。在《国王的新衣》中,大家都知道国王没穿衣服,但当小孩把这个无人不知的事实说出来之后,事情就完全不一样了:“国王没穿衣服”由共有知识上升到成为公共知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在“红眼睛、蓝眼睛”中,很多解读如此看待这个解答:一开始“村中有红眼睛的人”只是共有知识,但因为禁令而无法公开讨论,因而无法成为公共知识,而旅行者则打破了禁令使它成为了公共知识。

然而这看法是错误的。我们从较小的错误开始:“村中有红眼睛的人”从一开始就是公共知识,因为只要村中有多于二个红眼睛的人,而村民都知道大家互相认识,则所有村民都会知道“大家都知道村中有红眼睛的人”,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大家都能看到有红眼睛的人。假设有三个红眼人 A、B、C,三个人都会见到有红眼人,例如 A 看到 B 和 C 而知道村中有红眼人,而 A 也会看到 B 和 C 互相看到对方,A 就知道 B 和 C 也知道村中有红眼人,因此“村中有红眼睛的人”这事实,不只是“大家都知道”,而且是“大家都知道大家都知道”。因此,不存在一开始村民不知道其他人知不知道村中有红眼人,它一开始就已经合符公共知识的定义。(可是如果村中只有两个红眼人,则不能保证“村中有红眼人”是公共知识:因为假定只有 A 和 B 两个红眼人,A 和 B 互相看到对方而知道“村中有红眼人”,但他们不知道自己眼睛是否红色,因此不能确保对方也知道“村中有红眼人”)

因此,当旅行者在欢送会上说出村中有红眼人,悲剧亦不一定会发生,因为村民完全可以去想“我也知道呀,大家都知道这回事”,这就结束了,不会发生任何问题。因此,集体自杀的发生不是因为“村中有红眼睛的人”成为了公共知识,而是村民有某种冲向死亡的冲动,有共识地同时开始参与了一个游戏:猜猜自己是否红眼人。

因此,如果要说旅行者做了甚么使悲剧发生,是他说话的这个具体行动本身同步了村民的自杀冲动,为这个游戏的开始提供了一个参照点,他甚至没启动这个游戏,他只是提供了这个游戏要开始所必要的时间倒数参照。简言之,村民不是听到旅行者说“在这里看到有和我自己一样都是红眼的人真是太高兴了”,而是听到“游戏现在开始”:所有村民都在等一个游戏裁判出现,而且所有村民都知道大家都在等裁判的出现,等待他来宣布“猜猜自己是否红眼人,游戏现在开始”(这是公共知识)。如果不是所有村民都知道大家都在等裁判的出现,游戏也无法开始,因为这样他们就无法确定其他人是否和自己在玩同一个自杀游戏,是否同时开始思考“自己是否红眼人”。旅行者不需要感到太内疚,因为这条村本身的神智就受到某种精神污染而变得很怪异。

也因此,这个故事或谜题的意义不在于“把共有知识上升到公共知识,能产生巨大的影响”(虽然笔者认同这个想法很对),而是即使众人有着共同的愿望,而且众人都知道大家都分享着共同的愿望,但这是不够的;需要一个共同的参照点 ——一个行动—— 让思维能同步起来,愿望才能开始实现。(如果读者喜欢精神分析的话,也可以说欲望需要一个连系点(quilting point)

由此可以见到,“红眼睛、蓝眼睛”和《国王的新衣》说的东西其实很不一样,现在让我们看看《国王的新衣》又是怎么一回事。

《国王的新衣》与真理

“在很久以前,有一个很爱打扮的国王,经常都要穿新衣裳。有一天,城里来了两个骗子,他们自称是编织工匠,并对国王保证他们能织出最美丽与奇特的布料,并将它做成衣裳。这种布,凡是愚蠢和不称职的人都看不见。国王聘用了他们,两个骗子也在空空如也的织机上忙碌起来。不久,国王派出大臣视察衣服的制作情况。大臣们自己甚么也没看到,而害怕起来,纷纷向国王欺骗说自己看到了极其美妙的布料。最后当骗子向国王献上根本不存在的“衣服”时,国王虽然甚么也没看见,但因为不愿承认自己的不聪明,所以便依骗子的指示“穿上”了这件衣裳。后来更穿着这件衣裳出巡,结果被天真的小孩揭穿了国王根本没有穿衣服,而沦为国人的笑柄。”

问题在于:大家都假定织工是骗子,但所有人都不知道这个假定本身是否公共知识,对所有人而言它都只是一个假定而已。一个狡猾的大臣完全可以站出来说愚蠢的刁民无法见到美丽的衣服,却有勇气宣布自己的无知,果然是个没受过教育的无知小孩,然后拉上其他“称职的”大臣高声赞叹国王的新衣有多么美丽,这时所有大臣、甚至国王本人亦不可以否定这个赞叹。

然而笔者其实更喜欢这个改编版本:故事中的织工根本不是骗子,而是真正的魔法织工,织出了一套用以区别蠢人的魔法衣服。在城外观赏城内的蠢人,受困于自己无法接触的真理;而小孩其实具有魔法的潜力,虽然看不见,却能感觉到国王身上的魔法衣服。但小孩知道其他人都既愚蠢又不称职,根本看不到国王的新衣,利用自己是小孩这个天然优势,他放声宣告国王身上没衣服,从而享受众人的惊讶和混乱,就好像玛丽・贝尔(Mary Bell),1968年年仅十一岁的她就谋杀了两个小孩,而且每次杀人之后都会快乐地向大人说:“是我杀了他们”,但大人都不相信,玛丽就能享受大人的愚蠢了。

另一个笔者也喜欢的改编版本是:聪明的国王清楚地看到明亮华丽的衣服,国王被它的华丽震撼到了,但他也看到了大臣的虚伪,国王无处去分享他眼中所见之美。国王勇敢地穿上衣服出巡希望找出有智慧的人,但他看到众人眼中却只充满着迷惑和虚伪。最后,通过小孩直接的吶喊,国王成为国民的笑柄。国王最后唯一能做的就是嘉许天真的小孩,国王找不到智者,但他至少找到了不虚伪的人。

事实上,在故事中的小孩比喻/代表着真理,而且故事中所有人都认为如此,只有这样小孩的话语才具有如此强大的力量。但问题是:为甚么大家会首先认为,这个小孩能有如此的代表性?

仅仅是因为小孩这个看似“纯真无辜”的观点说出了自己认同的东西,就因而产生出认同的冲动,正如黄子华所说,被神棍骗钱的老婆婆不是“被骗”了,而是找到“粉丝”了:自己怕了好几十年孩子会有意外,在某天终于等到了一个人告诉自己她是对的,你的孩子会有意外。

其次,竟然是大家都相信简单的一句说话不只是能打破、而且是已经打破了“谎言”,开始享受着自己同为“真理分享者”的快感,就好像真理是简简单单的一个命题,这个命题的出现之后就是狂欢的时刻。这也正是区分所谓现代人和前现代人的特性:对于“前现代人”来说,语言本身具有神秘的力量,是真理本身的独一无二的具现,因而他们害怕与敬畏着语言;而对于“现代人”而言,语言就只是语言,其意义是在一个无限的意义空间中自由流动颠倒的。而对于这种被“启蒙”过的现代人,去相信故事中的小孩才是不可思议的,或者说,他会认为只有小孩子才会相信“真理”能以这种方式出现。因此,故事中的国民、大臣和国王都是货真价实的蠢材,而且他们都“知道”其他人都和自己一样是货真价实的蠢材,而且知道大家都知道大家都是蠢材,因此,狂欢就出现了——而他们当然也不能看到国王的新衣。

(本文转自香港01,2019年2月19日哲学栏目,原题《我知你知我知你知:红蓝眼的死亡游戏与国王的新衣》,作者曾浩年,略有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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