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意欲“有为” 缘何反成意识形态原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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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有为政府”到“有限政府”,从“有形的手”到“无形的手”,从“市场万能论”到“政府引导论”,种种争议,聚焦的是同一个世界性难题——政府是否应该干预经济,用怎样的方式干预。中国给出的答案是“有为政府”,背后则是数十年来具体实践的经验和教训。那么究竟该如何去理解中国的这一选择,其逻辑为何,又存在什么风险。

早在2013年,习近平即指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共放弃政府的调节作用(图源:Reuters)

北京时间2月14日至19日,短短六天时间,中国政府先后出台《关于加强金融服务民营企业的若干意见》《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一号文件”等三份政策文件,涉及领域涵盖金融、区域整合以及农业。

频繁出台的宏观经济政策文件背后,是中共力图实现的“有为政府”理念。不过,这在中国内外挑动起某些经济学者和意见人士的神经,他们认为,中国政府对市场操纵的手伸得过长,压抑了本该更多发挥作用的市场机制。

实际上,关于政府和市场的边界问题始终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对于此问题的技术性讨论,自然有助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更加深入。但某些经济学者和意见人士的争论,显示对此问题的讨论滑向意识形态之争。在其语境中,一提及“有为政府”,似乎便是“计划经济余孽”,成为中共甩不掉的意识形态“原罪”。

中国“有为政府”理念未得到公平对待

在中国,对“有为政府”的争论曾经在2017年出现高潮。彼时,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国内智库组发布《吉林省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报告(征求意见稿)》(《吉林报告》),因认为吉林应发展轻工业的产业政策建议而一石激起千层浪,以至于“从经济学家到卖菜小贩”,都加入了这场浩大的论战中。

在某些参与论战的自由派经济学家看来,产业政策背后仍是中国政府干预市场的老路。他们主张,政府作为积极行动的主体,在吉林经济振兴中发挥的作用不是要政府拿多少钱来办企业,也不是仅仅让政府出台多少政策减税降费。而是政府加快“自我改革”,为企业和创业者松绑,为社会保障兜底,主动减政放权,裁减机构和冗员。这些主张的背后,实则是自由经济学派中“有限政府”的理论。

在他们看来,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主要在于建立市场规则和为社会保障兜底的层面,除此而外,政府应该“作壁上观”,不再干涉市场自动发挥作用。

然而,历史和现实经验都告诉人们,市场调节亦有失灵之时,欧美国家经济发展史上多次爆发的经济和金融危机便是明证。是在市场调节失灵,经济崩溃时政府方出手,还是未雨绸缪,让政府干预市场成为治理常态,这是现实经济世界中不得不面对的拷问。

而这种拷问,恐怕不只是对像中国这种自计划经济体制脱胎而来的、正在经历经济转型的国家而言,即使对于自称信奉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诸多西方国家而言,也是必须面对的。如此而言,如果中国政府意图建立“有为政府”,遭遇中国内外经济学者和意见人士批评,那么西方国家在处理经济危机时政府高调介入市场的断然举措,则亦不应逃脱抨击之外。

实际上,被视为自由主义经济学大本营的欧美国家,也并非自始至终信奉有限政府理论,而是在不同经济形势下,在宏观经济政策工具箱中,拣取不同的政策工具。如1970年代,欧美国家普遍面临经济滞胀的形势,大多采取政府干预市场的策略,纷纷在某些重要经济领域采取国有化政策,建立成批的国有企业,随后滞胀局面结束后,方才实行政策转向,转回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但在很长一段时间,政府在国企私有化后仍保留“黄金股”,享有对已卖予私人的国企重大决策的“一票否决权”。

即使在自称最信奉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美国,美联储的货币政策、金融危机后美国政府大规模的金融调控、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2018推行的大规模税收减免以及中美贸易战中美国政府祭出的关税手段,更不消说美国国内长期以来存在的对农业、汽车制造业、钢铁产业等的大规模补贴,如此种种,都在说明纯而又纯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只存在于学斋和经济学家的想象中,回到现实经济世界,或许没有哪个国家能完全避免政府干预,任由市场发挥作用。

因而,如果说自由主义经济学奉西方经济制度为圭臬,便是对历史经验和现实的无视。

如果中国的此类政策被抨击为政府干预,那么美国同样不能置身事外。显然,在“有为政府”这个问题上,中国并没有得到某些经济学者和意见人士的公平对待。

责难背后是意识形态偏见

在质疑者心中,或许深处是对中共的不信任,认为其行为必然是不可预测并且不被约束的,这让他们对一切政策的评估打了折扣。但不论是从中西对比的角度还是从历史现实的角度,这一假定其实都是缺乏有力证据的。对有为政府的质疑,已经走偏。

这些质疑者的动机虽不能一概而论,但其背后潜在的思维模式把中国和西方国家只是在程度上不同而非性质上存在根本差异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图式,在忽略必要的明晰的细节和案例后,模模糊糊的、先入为主的人为地对立起来。

他们或许忽视了,在中国政府提出“有为政府”理念的同时,仍然在强调“有效市场”的“决定性”作用。

在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即指“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而早前中共对市场作用的认识还是“基础性作用”。从“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这一措辞的变化,说明中共对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核心问题的认识,仍旧在逐步深化。“决定性”一语,亦说明在中共经济体制改革的愿景中,市场发挥作用的经济领域将大大超过政府调控的领域。而政府的作用,则被限制在市场失灵或现实仍没有条件推行完全市场化的领域。

“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是中共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体两面,外界不应聚焦一端而刻意忽视另一端。

因而,外界在对中共“有为政府”进行抨击时,若无视中共对“有效市场”的强调,割裂两者的联系,最终将导致外界不能清楚认识中共经济体制改革的整体路径设计,陷入不必要的意识形态对立中。

“有为政府”是中国的现实选择

与其带着意识形态偏见从根本上否定中共的“有为政府”理念,不如就事论事,在具体经济事例中助力中共探索如何将“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边界问题恰如其分地落到实地。

因为,实际上,即使西方国家亦不能否认,在现代经济体制中,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几乎是必不可少的。无论是税收政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以及关税、社会保障、产业补贴,乃至就业培训等等,都是政府干预市场的政策选项,可供选择的数目之多,如果放在经济理论刚刚起步的十七、十八世纪中,一定会使当时的人们感到讶异。况且,这些政策工具,本身就是各种经济学理论大本营的西方国家在政府治理中创造出来的,中国不过是在改革开放后对此进行效仿而已。

若回归到中国的现实,中国作为后发国家的客观情况也意味着中国必须通过“有为政府”在国家资源调配中的作用,弥补市场的自由散漫状态,以期在发达国家已经占据优势或者方兴未艾的产业领域,实现后发制人和跨越发展。实际上,这不仅仅是中国,对于经济正在起步或者已在半途的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国家干预市场以培育产业竞争力,奠基国家发展基础,都是发展中国家发展模式中不可忽视的备选项。

当然,国家干预市场在市场规则不成熟、监督机制尚待健全的情况下,会引发诸如权力寻租、贪腐等弊端,但亦不应因噎废食,根本否认“有为政府”对后发国家发展的必要性。

故而,在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环境下,完全抛弃“有为政府”,转向只有在纯理论和学者的想象中才存在的纯而又纯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其对经济发展和中国人的思想所造成的代价和混乱,对于正在转型的中国来说,可能是无法承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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