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警惕政治“两面派” 直指“高级黑”和“低级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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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日前公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文件中首次专门针对近几年来中共宣传领域普遍存在的“高级黑”“低级红”问题提出了严厉批评,要求杜绝任何形式的“低级红”“高级黑”,决不允许对中共中央阳奉阴违的两面人、两面派,严查此类“伪忠诚”。

“低级红”

“低级红”这种说法,此前很少出现在舆论或官方文件中,但它在中共近几年的宣传领域十分普遍,甚至一度引起了中南海的警惕和反思。低级红,大意是说宣传报道尽管相对客观地表达对中共高层的拥护,但由于方式单调粗暴,不仅无法达到积极效果,反而因为大规模低级的重复宣传报道,引发反感。

比如,早在十八大之后,网络上就曾出现各种涉及中共新一届领导人的歌曲,如《包子铺》《习大大爱着彭麻麻》,原本可能只是民间的朴素情感表达,不料最后被官方人为推广甚至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被高层叫停。而后官方制作的歌颂领导人的歌曲《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你》,也因赤裸裸的低级肉麻吹捧,效果不彰。

近几年来,随着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党内国内核心地位的确立,中共对习近平的宣传造势不断升级,各大媒体铺天盖地的造势,大街小巷悬挂的千篇一律的宣传标语,各种宣传纪录片、书籍、讲座、学术研究层出不穷,一些“新时代号”主题地铁列车、习思想“诵读会”等宣传方式也层出不穷。

这类所谓的“低级红”宣传,尽管客观上看似是符合中共高层推动的维护中央权威的大方向,但其形式僵硬、内容空洞的粗暴宣传,无疑造成民众心里的抵触情绪,并未真正达到预期效果。

中国大陆的街头随处可见的国家领导人画像和语录,被视为“低级红”的典型方式(图源:Reuters)

“高级黑”

而“低级红”之外,更为恶劣的当属“高级黑”。高级黑,外界已经很熟悉,无非就是在宣传报道中对某位领导人或某些政策过度拔高吹捧,无意甚至有意引导受众的反感,致使起到“抹黑”的负面作用。相比低级的“红”,这类的人为拔高、制造个人崇拜氛围的“高级黑”更为官方所警惕,曾多次明令禁止。

比如早在2017年11月,中共贵州省黔西南州州委机关报《黔西南日报》曾先后两次刊登习近平巨幅画像,乃至使用“伟大领袖”之类的吹捧之语,被外界批评为个人崇拜。不久中共高层便禁止了这种“高级黑”的过度吹捧。

而2018年中共建党97周年之际,中共各地在官方推动下掀起对中共领导人的宣传热潮,其中尤以习近平知青时期的“梁家河大学问”策划为代表的宣传,将这场崇拜之风推向极端。

中共高层希望借“梁家河”历史的宣传教育官员不忘初心,不忘来自底层、服务底层民众的亲民路线,结果宣传中异化为对领导人个人的阿谀吹捧,不仅未达到亲民效果,反而制造了“个人崇拜”的负面印象,引发外界激烈批评。在舆论哗然之际,中共高层迅速叫停了这类“高级黑”宣传,同时要求地方禁止随意悬挂领导人画像和宣传品。

裹足不前的对外宣传

而在对外宣传中,高级黑、低级红的事件也十分常见。比如最为知名的当是2018年推出的宣扬中国成就的大型纪录片《厉害了,我的国》,并不客观地宣扬中国的科技和建设成就,制造“大国崛起”的形象,就曾引发其他国家对中国对外扩张的“忧惧”,加剧了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戒备之心。

中共在对外宣传投入了巨大的资金,却仍然没有掌握多少国际话语权,一直无法改变被动挨骂的处境。这当然与中西之间存在的体制和意识形态差异有关,但随着中国实力的崛起,中国有很多值得其他国家学习和正视的发展经验和治理成绩,这些都是可以用来推广、探讨的地方。

不过,中共外宣并未能完成这项任务。他们不知如何划分开对外宣传与对内宣传的区别,仍然将国内报道的那一套搬到与外国读者的交流中,只顾政治正确,不管读者受众是不是能接受。这或者是他们受制于中国宣传体制的限制,尽管是对外宣传,但仍不敢突破国内的言论尺度和意识形态框架。

也或者是,他们能力有限,即便知道对外与对内的区别,却无法真正做到与外界的对话,只能裹足于传统的陈旧话语和意识形态窠臼之中。又或者是由于,中共此次官方文件中所批评的政治上的“两面派”在作怪。

不论是此前多次对宣传中“低级红”“高级黑”事件的喊停和纠正,还是此次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中专门列出对宣传领域存在的“高级黑”“低级红”的明文杜绝规定,都说明了中共领导层愈发认识到宣传领域中的短板,相信这将带来宣传系统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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