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电影分析‧系列二】台湾为何难产政治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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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台湾以政治题材改编的影视作品不多,至今仍仅有1989年以二二八事件为背景的《悲情城市》,以及1995年以白色恐怖受难者为主角的《超级大国民》较为人所知,但上述两部电影都已是20多年前的作品了。 韩国与台湾同样经历过数十年的威权统治,且都曾经历过一段影视产制资源匮乏的低谷。那究竟为何韩国能,而台湾不能呢? 多維新聞此前刊出《 心中“小警总”仍在 台湾难产政治题材电影(上)》,現刊出下篇。

从《悲情城市》到《返校》 台湾影人仍选择回避政治

虽然李烈与《悲情城市》导演侯孝贤发言的时间相隔近30年,两者谈论电影时,刻意避谈政治的说法却十分雷同。1989年,大批二二八受害者家属进戏院表示对电影《悲情城市》的支持时,导演侯孝贤却对媒体表示,这部片是拍“人”的电影,而非描写二二八的电影,并指责家属:“为了二二八进场去看《悲情城市》的观众太无聊了!”

《悲》片在威尼斯参展时,就以强调“台湾大屠杀”与“台湾的六四事件”的文宣作为宣传重点。因此,除了《悲》片本身内容的艺术成就之外,电影与二二八事件之间连结也不该被分开看待,否则就仅是在宣传需要时,利用二二八事件的价值罢了。

当时《悲》片的策划詹宏志曾坦承,《悲》片以“海外宣传扩散,国内低调处理”的方式进行推广。而根据台湾知名影评人“迷走”的评论指出,当时曾出现一派为《悲》片与导演侯孝贤护航的论述,反对以二二八或“庸俗”的“泛政治”眼光来模糊影片的“艺术焦点”,类似於至今仍常能听见的“艺术归艺术,政治归政治”论调。然而“迷走”反驳道:“电影和现实的关系应被细腻的检讨,并无须事先把它供奉入一个孤立的、先验的’艺术殿堂’,急於保护它免於一切’尘事喧嚣’,否则将不利於提升电影与政治之间的讨论层次。”

如何“政治地”拍电影

相较於台湾影人,韩国影人显得更团结、也更积极参与政治运动。1999年,为抗议韩国政府为加入WTO,试图松绑对外国电影的配额制度时,以林权泽为首的多位韩国导演剃光头表达抗议,以喷漆、放蛇等激进行动反对电影院放映美国片,并号召大批知名影人响应行动。最终迫使韩国政府屈服,放弃开放外片进口配额,使得韩国电影在面对好莱坞大片的全球入侵下,能保有自己的电影产业,并逐年成长茁壮。

韩国影人勇於与政治势力对抗的态度,亦可从2016年多位影人联合抵制釜山影展证明。当时因韩国政府试图阻止“世越号沉船事件”纪录片在釜山影展中播映,采取各种手段干预影展进行,甚至以贪污罪起诉影展执行负责人,引起韩国电影界不满,最终有九成韩国影人拒绝出席。根据韩国日报指出,当时朴槿惠政府,甚至列出九千多名影人黑名单,并指示相关单位对於这些影人将来申请政府资助时,一律处以不利待遇,就连参演《出租车司机》的演员宋康昊也名列其中。然而种种压迫,反而加剧韩国影人的团结,多名文化艺术家先後举起“I am on the Blacklist”(我在黑名单上)、“维新亡灵 反对检阅”字牌,表达对朴槿惠政府的谴责。

韩国影人勇於与政治对抗的胆识生猛且极具企图,将悲愤与不满宣泄在电影创作上,这种气势自然能激起观众的观影热情,甚至进一步对“教科书历史”产生质疑。台湾确实擅长在清新纯爱电影中描写纯粹、不受环境影响的“人”,但如今韩国“政治类型片”的海内外票房与口碑表现证明,“卖座保证”绝非只有一条路。

法国电影新浪潮推手之一的导演高达曾说:“当务之急不在於拍政治电影(political film),而在於怎麽样‘政治地’拍电影(make film politically)。”回头看台湾解严後的30多年来,电影人对於政治的表述却仍停留在那句“这部片是拍‘人’的电影”,愿意实际着手拍摄政治题材的影人难寻。也许真正阻止影人拍出台湾本土政治题材电影的,从来不是技术与资源匮乏,而是多数创作者心中,仍然存在一个自我审查的“小警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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