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资起诉美政府非首例 中国威胁论下华为如何破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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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3月7日,中国华为公司深圳总部正式对外宣布,将起诉美国政府,并表示"有证据表明美国政府涉嫌入侵华为服务器"。从历史来看,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制裁外国公司的案例并不在少数,而外国公司通过起诉美国政府以寻求自我保护的案子也时有发生。此前中国公司三一重工就曾起诉美国政府并获得胜诉。

那么,这些案件与当下华为公司起诉美国政府之间有哪些异同?华为是否能像三一重工那样再次告赢美国政府?美国德州金润律师事务所创始人、跨国法律业务专家陈文在接受多维新闻专访时,做了深入的对比与分析。她认为由于现在中美关系等外部因素的不同,可能会导致两个案子出现完全不同的结果。

华为起诉美国政府并不一定本着胜诉的目的(图源:AFP)

多维:近日华为对美国联邦政府提出了起诉,并称美国政府入侵了华为的服务器。从历史上来看,企业对美国政府进行起诉,华为并非首例,你是如何看待这类公司状告美国政府的案子的?

陈文:起诉美国政府并非罕见,比如微软(Microsoft)、推特(Twitter)、俄罗斯卡巴斯基(Kaspersky Lab)、中国的三一重工。这些案例中卡巴斯基公司与华为行业类似,三一重工则是近期胜诉的中国公司。

以俄罗斯软件公司卡巴斯基失败的先例来看,被告辩称是预防性的立法,不是惩罚性,不违反不得未审先惩罚规定(Bill of attainder);俄罗斯卡巴斯基销售软件给美国政府,美国政府在2017年认为莫斯科可能利用他们的产品监控联邦信息系统,国家安全部要求联邦机构从政府系统撤掉卡巴斯基的产品,国会随后在国防授权法中立法,总统签字通过。2017年和2018年卡巴斯基递交了两个诉状,一个声称国家安全部不经过正当程序伤害了他们的声誉和销售,一个声称国防授权法违反了褫夺公权(Bill of Attainder Clause)。联邦法官驳回了这两个诉讼,依据是禁止令属于政府权限范畴。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维持这一结论,判定:如果有合理的安全考虑,国会有权阻止购买特定供应商的软件;禁制令是预防性,不是惩罚性措施。

虽然这一判决对辖区属于第五巡回法院的德州联邦法院没有约束力,但联邦政府可以借鉴卡巴斯基案的反驳理由。

华为起诉联邦政府案也是同样的问题,法院要评估国会制定法律是故意惩罚一个企业,还是基于国家安全考虑,涉及国家安全的问题,法院一般倾向支持国会和总统。美国官员关注华为由来已久,早在2012年国家情报委员会一份报告就警告美国企业不要与华为来往以及公司并购。

多维:类似的诉讼,曾经中国公司三一重工也提出过。对比现在的华为案,两者有哪些异同?

陈文:2012年,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CFIUS)以“威胁国家安全”为由,阻止三一重工关联公司罗尔斯公司(Ralls)收购4座风力发电厂,2014年7月罗尔斯公司胜诉,与美国政府达成和解。

华为案与三一重工案有巨大差异,主要体现在美国打压华为的目的和美国看待中国的态度转变。

美国大环境变了,现在两党一致认同“中国威胁论”,不同于前几年三一重工起诉时奥巴马(Barack Obama)政府的相对友善的社会环境和相对平稳的中美关系。

多维:对于特朗普(Donald Trump)来说,要团结建制派,就必须对中国强硬,因为对于现在美国的两党而言,对中国强硬是他们的最大公约数。

陈文:是的。奥巴马时代对中国友善、帮助并欢迎中国开放市场的一些人,现在变成指责中国不遵守市场经济规则的急前锋。2018年11月29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与纽约亚洲协会共同发布报告《中国影响力与美国利益》,批评中国在美国的渗透与影响,参与撰写报告的正是这批曾经的“亲中”人士,包括美国前驻中大使洛德(Winston Lord)、奥巴马幕僚麦艾文(Evan Medeiros),学者葛来仪(Bonnie Glaser)、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夏伟(Orville Schell)等。这份报告表达了对美中关系的悲观态度,被华盛顿邮报评为“一整代中国专家的梦幻崩灭”。这些人的看法,主导和影响中美关系智库以及中美问题专家的观点。

另外,几个共和党参议员,比如克鲁兹(Ted Cruz)、鲁比奥(Marco Rubio)和特朗普曾经的智囊班底班农(Steve Bannon)等一批活跃的政客,煽风点火,搅动中美关系,更把台湾问题作为牵制中国的一个筹码。华为宣布起诉美国政府以后,鲁比奥发推特说,“华为起诉美国政府,恰好可以通过搜证程序看看华为怎样为中国政府欺骗、偷窃、做间谍。”

鲁比奥更热衷于推动与台湾的互动,他是第一个会见现任台湾领导人的现任美国国会参议员,并于2015年11月和2016年6月会见了到访美国的蔡英文。鲁比奥和其他几个参议员,于2017年6月写信给特朗普,敦促他支持台湾加强军备,防御中国。克鲁兹于2017年1月会见了到访美国德州的蔡英文。而班农在今年二月发出警告,“中国有可能袭击台湾”,呼吁台湾予以抵抗。

2017年12月18日,特朗普政府第一份《战略报告》,将中俄描述为战略竞争对手。

这些政客的言论和举动,顺应了2017年美国政府对中国的定位,影响着美国民众对于中国的看法,以及对华为的看法。美国鲜有反驳他们的说辞,民众接触到的是一些政客一边倒的言论。

多维:前面提到的“华人间谍、中国公司间谍论”,你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陈文:2018年8月,特朗普去年公开宣称“几乎所有中国学生都是间谍”。近几年,全美各地都有华人研究人员无端被调查,被解职,或被起诉。

位于休斯顿的德州大学安德森癌症中心(University of Texas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UT MDA)首当其冲,去年把华人教授送上了法庭。尽管他们败诉,对当事人造成了极大的精神伤害和名誉、事业、金钱的损失。

“华为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口号,已经被美国政府刑事起诉华为和对孟晚舟的扣押宣传地深入人心。宾夕法尼亚的维拉诺瓦大学(Villanova University)法学院教授迈克尔·里施(Michael Risch)说,即使没有法院判决,基于安全的考虑,政府是否利用政府合同和政府资金施加影响也不好讲。

美国官员关注华为由来已久,早在2012年,国家情报委员会一份报告中,就警告美国企业不要与华为来往以及进行公司并购。

多维:其实这里所谓的安全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借口,外界普遍认为,美国最担心的是华为在5G技术上的全面领先。

陈文:美国打压华为,显然是阻止华为成为电讯行业领军企业。华为的5G速度是4G的100倍,无线上网使其适用范围更加广泛,且不易被黑客入侵。5G传播的载体无线电波,可以使数十亿芯片、感应器、相机、电子设备等应用设备连在一起。谁掌握了5G,谁就立刻领军新一代手机和相关设备的销售市场。不论从技术到市场,5G都占尽了先机。这是美国最担心的。

多维:你认为这次华为的诉讼有多大的胜算?

陈文:华为起诉美国政府,美国政府一般不会进行报复,出台新的行政法令针对并制裁华为。如果这样的话,华为将有更大的把握赢回第二次起诉美国政府的官司。由于被起诉,美国政府出台惩罚性行政命令,是明显的报复,法官将考虑这一因素而判华为胜诉。状告政府在美国经常发生,奥巴马政府曾经多次被告,特朗普政府也一样。

华为与美国政府之间的诉讼进行期间和诉讼结果出来以后,特朗普政府是否使用非法律手段,比如,继续利用政府合同和联邦扶持资金或其他手段,引导民间企业放弃与华为的合作,不好预测。

最后,华为状告美国政府,打的是一个国际影响,不一定本着必胜目的。自从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华为一直低调行事,而美国步步紧逼,除了在不同国际场合宣扬华为的5G不安全,敦促其他国家不要与华为合作,更于今年1月刑事起诉了华为。尽管英国、新西兰、德国等国家表示采取措施或立法后,继续使用华为产品,美国在全世界打压华为,或多或少影响了华为的全球市场布局。作为一个企业,华为为自己辩护的平台和方法有限。起诉美国政府,通过法律手段挽回声誉,向世界揭示华为产品的安全性。

美国怎么看中国,华为掌控不了,但世界怎么看华为,却是华为可以运筹帷幄的。除了起诉美国政府,让世界了解美国政府以国家之力打压华为,不经过正当法律程序侵入华为服务器,以及华为产品的安全性,十分必要。有句话,公道自在人心。几个官司让华为成为舆论中心,在诉讼程序没有进行到陪审团参与的庭审阶段,法官和陪审团,可以观其言,听其行,对华为自有一个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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