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观察:中南海的“自我批评”

撰写:
最后更新日期:
撰写:
最后更新日期:

中共将在2020年消除绝对贫困(图源:VCG)

“欲成令器须追琢,过失如何不就新。”

1950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称“我们的党已经领导着全国的政权,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很容易危害广大人民的利益,而由于政权领导者的地位,领导者威信的提高,就容易产生骄傲情绪,在党内党外拒绝批评,压制批评。”

作为中共的一大法宝,批评和自我批评——特别是自我批评,在漫长的革命及执政以来的建设时期,使中共免于在不少歧路上走得太远。这种纠偏机制同时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个层面产生影响,共同形成良性互动,令整个体系不致堕落。

2016年底的一场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习近平强调政治局“要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方面为全党作表率,做勇于自我革命的战士……勇于听取不同意见,及时改正错误。”

时间来到2019年3月,中办发出《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将2019年定为“基层减负年”,致力于解决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问题。

这是中共作出的又一次“自我批评”。

被迫“不作为”

大约从2018年开始,不断有中国媒体报道,基层政府已经普遍被冗繁的形式主义化的督查考核压得喘不过气来。

前述《通知》规定,“发给县级以下的文件、召开的会议减少30%-50%;中央印发的政策性文件原则上不超过10页,地方和部门也要按此从严掌握;严格控制‘一票否决’事项,不能动辄签‘责任状’……”

这样的强力纠偏背后,是督查考核机制在地方上已经面目全非的现实。本来使为促进落实,提高效率而设计,结果成为拖累基层工作的“罪魁祸首”。

中宣部下属的党刊《半月谈》曾经披露,2017年4月,原环保部对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区污染防治开始历时一年、共计25个轮次的环保督查,而在环保部督查之前,相关县市还要自行提前检查几次,再有各类专项整治检查和日常的监察督导,仅环保一项平均每半个月就要检查一次。

以至于出现了这样荒诞却现实的段子:“问:这段忙啥呢?答:精准扶贫。问:扶贫部门干啥呢?答:督查我们。问:这段忙啥呢?答:污染防治。问:环保部门干啥呢?答:督查我们。问:这段忙啥呢?答:土地执法。问:土地部门干啥呢?答:督查我们。”

“上边千条线,下头一根针”,向来被拿来形容中国基层官员的艰难处境。面对繁重的督查考核,困境更甚,疲于应付之下倒向另一种“无奈”的“不作为”。

亡羊补牢

情况如此恶化,自然需要找出责任方。官僚主义当然是绝对根源,但中南海曾经做出的决策未尝没有“推波助澜”——并非有意,而是没有在事先充分考虑到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而出台相应的预防措施。

十八大以来,中共在强化督查考核机制上下了大工夫,特别是扶贫、维稳及环保等领域,不断强调各级政府要加强督查考核,推动工作落实。其本意当然是好的,面对官员无为的抬头,如果没有硬性指标作为束缚和驱动,整个官员体系会很快疲沓下来,造成可见的危机。

但是过犹不及和无所作为同样危害深重,而中南海当初的决策更多考虑到了后者,失衡自然要走向偏废,偏废就一定会发展到极端。

近日的《通知》及至更早前2018年10月中办印发的《关于统筹规范督查检查考核工作的通知》,都是在亡羊补牢。

但在“自我批评”及时止损之外,中共也应看到,不论是《通知》还是“减负年”都依旧是指标不治本,根源一则在于久治不愈的官僚主义,还在于目前上下级政府间存在严重的权、责、利不平衡。

说白了,就是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仍旧滞后,亟需解决控制权的分配问题。

有媒体曾发文指,当前,一种以行政理性化和技术治理为特征的“集权”正在推开,上级政府通过项目制、问责制、目标考核制、办事留痕等技术手段,将基层政府行为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而在基层,过去可以高度数字化管理的领域如GDP则不再是衡量治理绩效的主导要素,党建、环保、维稳等难以量化的领域成为基层治理的主要部分。

这就意味着一方面集权化使上级获得了对基层政府的控制权,使其可以将部门责任以强化属地责任的名义转嫁下去;另一方面随着“软指标”逐渐“硬指标化”,且因无法有效计算,只能依赖传统的督查考核等方式来获取信息。

什么意思?就是这种权、责、利的不平衡完美成为了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发育的温床。要治本,还须回到“第五个现代化”,对整个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做出创新和改进。

「版权声明:本文版权归多维新闻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X
X
请使用下列任何一种浏览器浏览以达至最佳的用户体验:Google Chrome、Mozilla Firefox、Internet Explorer、Microsoft Edge 或Safari。为避免使用网页时发生问题,请确保你的网页浏览器已更新至最新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