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时代中共大外宣政治遗产 孔子学院在习时代命运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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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儒家学说的创立者孔子曾说过,“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2,500多年后,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Nye)则提出了国家竞争的“软实力”学说,奈氏的“软实力”也就是孔子说的“文德”。然而吊诡的是,十几年间,中共诉诸全球软实力竞争博弈的孔子学院,在欧美遍地开花之后正遭遇一浪高过一浪的争议与抵制。

连日来,中共外宣机构、中国国际电视台新闻频道北美分台(CGTN),因一系列有失新闻独立性和宣传痕迹过于明显的操作在欧美招致批评。其后,北京召回了CGTN北美分台台长及多名员工,这被外界解读为中共外宣遭遇的最新挫折。而如果试图对中共外宣做出全景式审视,孔子学院无疑是绝佳样本。

孔子学院成中共外宣“重镇”

一般而言,世界范围内,一国硬实力达到一定阶段,都会伴随软实力的全球传播。而为着传播中国的文化软实力,以及旨在影响和提升中国的国际认同度和影响力,孔子学院最早在2004年的中共胡锦涛时代即应运而生。15年来,中共目前已经在世界140余个国家总计设立了500多间孔子学院。

孔子学院在中共胡习时代得以延续(图源:新华社)

无可讳言,与西方国家软实力竞争着意推广其认同的价值观类似,中共推广孔子学院亦有着宣传方面的考量。早在中共江朱时代,中国故事的讲述为西方媒体所垄断、“中国声音”缺席国际舆论场这一被动局面,就让中国领导人大为恼火。习近平上台执政后,更是将“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作为中共外宣传工作的核心诉求。

胡锦涛时代被分工主管文宣工作的中共常委李长春更是直言称,“孔子学院是中国海外宣传机构中重要组成部分”。

孔子学院在创始运营最初几年里,曾一度受到欧美部分文化教育界人士的欢迎,他们乐见这一中西文化交流平台的出现,且孔子学说中以“仁民爱物”为核心的人道主义、“中庸”理念下不极端不折腾的温和理性主义,即使在欧美文化背景下加以审视也具有普遍适用性。一些与政治意识形态无关的事,例如教中国书法、音乐、手工艺、舞蹈、中国菜等等,在西方也都很受欢迎。

然而,最初的静水流深表象下却蕴藏着巨大的波澜,尽管在传播中国文化和中外交流方面功劳不可埋没,从2009年起,孔子学院在欧美却招致了一波又一波抗议抵制声浪。

争议与抵制

2009年芝加哥大学设立孔子学院时,该校174名教授联名反对。这是孔子学院在欧美遭遇的首次大规模抗议行动。

其后在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瑞典等西方国家,孔子学院遭遇越来越多的争议与抵制。争议的焦点,并不是孔子学说及其理念本身,而是鉴于孔子学院的官方背景,中共是否借助孔子学院输出中方意识形态,孔子学院所持中方政治立场是否影响了西方国家所倡导的学术自由,孔子学院本质上是不是中国政府的政治机构。

2013年11月,芝加哥大学教授马歇尔·萨林斯在《国家》杂志发表文章,列举孔子学院政治干预学术自由的几个例子:如2009年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因孔子学院反对而取消达赖喇嘛的访问;2013年雪梨大学因孔子学院反对而一度考虑取消达赖喇嘛的访问;滑铁卢大学的孔子学院动员学生声援中国镇压西藏的抗议活动。

2014年7月,中国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孔子学院总部总干事许琳,出席在葡萄牙召开的欧洲汉学学会第20届双年会时,在开幕典礼上当场要求将所有大会手册上有关蒋经国基金会的介绍整页撕去,这引发与会国际学者不满。

2017年12月27日,《纽约时报》发布评论《中国伸向西方的手伸得太长了》,文章写道:“在美国的大学校园里,接受来自受北京支持的孔子学院的资金,已经带来了失去学术自由的代价:孔子学院资助的语言和文化中心禁止讨论用批判性眼光看待中国的议题,引起了人们日益增长的担忧。”

这当中,尤为引人瞩目的是加拿大的麦克马斯特大学,该校管理层虽然对他们与中国合作创办的“孔子学院”评价很好,称道它“主要教授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以及向本地的商界提供建议,教授的东西很有用”;但是,“孔子学院”在招聘方面规定人选必须与中国政府取缔的任何组织没有任何关系,“这违反加拿大的人权标准。他们的做法不符合反歧视、包容社会各界、透明、言论自由等原则;这是我们、整个大学、以至全加拿大人都重视的价值”。2013年4月该大学决定将孔子学院停办。

对孔子学院一片喊打声中,在中美贸易战中,甚至有美国国会议员“上纲上线”指责孔子学院在美从事间谍、知识产权盗窃与情报收集工作。对此,美国资深媒体人潘文(John Pomfret)2018年7月在《华盛顿邮报》撰文指,目前国会议员的行动是出于政治目的,但针对孔子学院,方向上是“愚蠢”,因为孔子学院主要只是教授语言,就算有灌输意识形态,相信美国学生也有足够的批判性思考去应对。

中性视角分析与习时代孔子学院改革

客观而论,检视近年来欧美国家质疑、抵制孔子学院的真实案例,从中并不能简单得出孔子学院是推介中共意识形态的政治机构这一简单结论。因为从孔子学院所开设的语言,中国文学、历史、哲学,以及中医、书法、戏曲、茶艺等特色课程中,很难找到孔子学院主动、起劲儿政治宣传和意识形态宣传的痕迹。

倒是在一系列被动回应中孔子学院凸显了“政治存在”,这也被西方带上中共遥控孔子学院干预学术自由的帽子。诸如被中国政府视为分裂主义的达拉喇嘛到欧美大学演讲、台湾前领导人名下基金会出现在国际会议场合的公开文书中,为了维护“一个中国”的官方立场,孔子学院都仅仅是出面做出被动回应。

孔子学院已遍地开花,亦遭到诸多质疑(图源:VCG)

然而,尽管没有明显证据表明孔子学院的教学大搞意识形态输出,但即使仅仅是被动回应政治争议事件,孔子学院遭遇经久不息的一系列争议与抵制,这仍表明它在西方国家仍面临认可度危机,中共及其孔子学院需要正面应对并化解危机。因为如果视而不见、任由危机肆意蔓延而不作出调整和改变,无论是传播中国文化,还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诞生于中共胡时代的孔子学院,其未来传播与宣传效果也都不会很好。

因而,作为胡时代中共大外宣一项重要政治遗产,在习时代必将得到延续,但是有必要做出艰难的调整与改革。早在2018年1月,习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时特别讲到孔子学院,习指出“要推进孔子学院改革发展”。

目前孔子学院所遭受一系列批评的关键症结,与其与所在国教育机构捆绑办学大有关联。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研究指出,同为国家软实力推广项目,德国“哥德学院”、“英国文化协会”、“法兰西文化协会”,西方国家的这类机构是开办在外国的土地上,但独立于外国的教育和文化体系,边界分明不混淆。

而“孔子学院”绝大多数却是设立在所在国的教育机构之内,使用的是所在学校的设施,并且提供所在学校认可的相关课程。因此对于所在国公众来说,极容易把“孔子学院”的言论、教学、聘任做法,误认作是所在学校校方完全接受的一套规则。这一解释的含义是,西方国家的教育机构为此极有可能背负道德的和法律的被追究后果。这就为一系列争端开了方便之门。

解套和改革的方向之一是,中方完全独立地开办“孔子学院”,不要硬性规定与所在国的学校捆绑在一起运作。这样做虽然会增加单位运作的成本,但可以延续海外“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的项目。在单位成本上升的压力下,可能不得不减少在全球开办的孔子学院的总数量,使之少而可持续,这从长远来看未必是一件不好的事。

因为,任何一个国家对外软实力的扩展,时间跨度拉大是非常关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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