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海“困局”探因:改革经验是否已被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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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警示中国面临的形势并不乐观(图源:VCG)

2019年1月底,中共举办省部级主要官员“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习近平在开班式上称,“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复杂敏感的周边环境、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既要高度警惕‘黑天鹅’事件,也要防范‘灰犀牛’事件”。

一个多月后的中国两会上,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同样表示,目前中国在国际层面“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加,外部输入性风险上升”,国内层面则是“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实体经济困难较多”。

很明显,在中共高层的研判中,中国已经步入一个高风险期,内外部的不确定因素都在叠加。故而从习近平到李克强,都在不断强调防范重大风险,警示当前的形势。

一个清晰的信号是,从2019年开始,至少在未来两年内,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将是中共最重要的关键词。

在前述研讨班开班式讲话中,习近平明确指出要防范化解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科技、社会、外部环境、党的建设七个领域的重大风险。

种种迹象似乎显示,中共正面临某种困局。一方面要纾解过去一段时间以来迅猛发展衍生出的各类问题,清除体制积弊,化解旧的症结、旧的风险;另一方面因应内外形势的变化,特别是随着改革深入,随着深度参与世界治理,还要注意防范新的问题、新的风险。

类似的困境,四十年前中国也曾面对。一边是建政后30年特别是文革十年留下的烂摊子,一边又要“摸着石头过河”,探索一片几乎全新的领域。

迤逦至今40年,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多少难关,中共都走过来了,自然也积累下了丰富的经验——尽管尚未有体系性理论性的总结。有评论者就说,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已经提供了应对任何危机的锦囊,不需要进口西方的滞后概念。

那么如今重大风险所以全面出现,是否因为某些改革经验已被遗忘?

譬如近来舆论热议的基层减负,其根本原因是中共的行政体系正从“压力性体制”向“监控性体制”转变。前者的优点是基层有极大自主性,能够最大程度释放体制活力,缺点是基层乱作为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后者的优点是国家治理能力得以提升,改变了过去的粗放治理模式,缺点是基层政府的自主性大大下降,国家基础能力暴露明显短板。

也就是这样的转变过程中,上下级政府出现严重的权、责、利失衡,形式主义成为两者不对等孕育出的必然结果。前述评论者也指出,正是基层空间的压缩,使得地方政府失去创变动力

在这个案例中,中共规划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时,似乎没有很好地考虑和设计如何同样使国家基础能力匹配提升,避免出现双方不对等的失衡局面——引导与协调,这两个改革开放中的关键词汇,某种程度上被忽视了。

如今的中国,正处于“后改革开放”时期,既是站在新起点的改革,也是对改革的“再改革”。四十年的改革历程是足够大的工具箱了,取法前人常能有额外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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