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开打意识形态保卫战 习近平力补国家权力四大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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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这样的座谈会由党中央来召开是第一次。”正在欧洲访问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离境中国之前3天(3月18日)召开了一次特别的、或者说令人意外的、面向中国所有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师的座谈会。

这是中共建政以来,党、政、军最高领导人召开的第一次以思想政治理论课为主题中央级别座谈会。显然也是今年两会之前(2月23日左右)公布《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和《实施方案》之后,中共在教育系统开展意识形态保卫战的又一部布局。

自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共政坛有一个说法开始流行,就是“讲政治”。什么是政治?政治就是国家权力。什么是国家权力?迈克尔·曼(Michael Mann)在其著作《社会权力的来源》中认为,国家权力的结构性要素包括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军事权力和意识形态权力。

作为中共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是否读过迈克尔•曼的这本《社会权力的来源》我们暂且无法查证,但是结合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的改革发力方向和重点关注领域,可以发现,习近平在执政过程中,确实一直在努力弥补中共作为执政党在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军事权力和意识形态这四个领域存在的短板。

2019年3月18日,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图源:新华社)

政治权力:从“九龙治水”到强势中央

众所周知,中共在政治组织原则上实行民主集中制,在中共十八大之前的十年,民主集中制过于偏向“民主”,导致中共中央权威弱化,出现了“九龙治水”和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局面。

为此,中共十八大后,习近平不仅立刻开展和推进反腐、党建,还透过改造领导体制重塑中共中央和总书记的权威,强化集中统一领导。

2015年5月29日颁布《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试行)》,要求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五大机构党组每年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报告工作。开始有效重塑中共中央和总书记权威。

此后一年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上,习近平被公开称为中共领导核心。这是继毛泽东、邓小平之后,中共又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领导核心。2017年11月的十九大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审议通过,中共政治局委员每年要向中共中央和总书记“书面述职”成为新的“政治规矩”。

2019年2月底,《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两份文件先后出台,前者将“请示报告制度”以党内法规的形式确立下来,后者则推动新一轮的政治建设,二者均旨在进一步对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体制进行制度性巩固。

而2018年3月公布的党政机构改革方案,被广泛认为是中国的党政机构开始试图去重新匹配时代的跃迁和发展要求,包含党政关系、政府体制,社会运行,政企关系,央地关系等诸多要素开始重构。中共“党领导一切”这个“中国社会主义本质特征”被空前加强,中共中央集权得以继续强化,国务院行政部门决策职能削弱,回归到执行角色本位,中国党、政府、人大、政协统一的大政府概念初步确立。

可以认为,习近平对于政治权力的调整已经趋于完成,但是这一体制并未完全稳固。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强调,“决不允许在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上、大是大非问题上同党中央唱反调,搞自由主义。”“坚决防止”“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以及“自由主义”,杜绝“低级红”、“高级黑”。

经济权力:内忧外患中如何突围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对于中国这种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国家经济权力的象征不仅是国民生产总值(GDP)的数据表现,也表现在民生福利是否完善和贫穷是否消失。习近平的2019年新年贺词也显示:区域发展、扶贫攻坚、民生改善和中国创造成为其2019年的关切重点。

中国经济持续几年的下探,给中共高层带来明显的执政压力。十八大后,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运转以及党管经济原则得以加强。2017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保证我国经济沿着正确方向发展。”

2018年3月的党政机构改革中,原有的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升格为中央财经委员会。而金融领域的监管,已不再是传统一行两会领域的话题,而是上升为国家安全层面的高度。

为了应对经济下滑风险、激励民营中小企业、稳定就业,2019年3月5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公布的《2019年中国政府工作报告》,一边严厉控制地方政府“花钱”,一边“减税降费”2万亿元人民币(1元人民币约合0.148美元),同时还要保证公共服务支出稳中有增,比如事关民生的医疗、教育等常规性问题。中共希望利用改革的让步,与一系列的“减税降费”措施为中国企业渡过眼前的困难提供有力的支持。

对于扶贫,此次政府工作报告的说法是:仍然是一年1,000万人的减贫目标。中共高层还要顶住中国经济放缓和地方政府要求刺激带来的巨大压力,坚决不搞大水漫灌式“强刺激”。在距离中共所确立的2020年全面小康社会目标实现时间不多的背景下,中共势必要全力在这两年内进行扶贫冲刺。

而对于“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不停出现的阻力以及中美贸易战爆发带来的种种挑战,中共高层的态度显然是:不对抗、不打冷战、按步伐开放、国家核心利益不退让。习近平(3月21日开始)正在访问的意大利已经宣布成为第一个加入“一带一路”的G7国家,中美第八轮高级别磋商也宣布将于3月28日进行,显然,对于中国来说,突围有望。

或者可以说,中共高层已经获得了2019年对中国国内和国际经济的不利信息,并做出了较为冷静和清晰的判断。

2019年3月21日,习近平到访意大利,在他的专机降落罗马前,国际媒体已把焦点瞄准此行将要签署一向意大利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初步协议(图源:新华社)

军事权力:四梁八柱的更换与再造

2015年11月24日至26日,中共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在京举行,拉开军改的序幕。习近平掀起的这次军改,是中共军队建立以来最大的一次改革,完全是从上至下的一种打乱重组过程:

从2015年11月至今的不到4年时间: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随着这场被外界称为“史上最强”的军改按计划逐步推进,解放军沿袭多年的总部体制、大军区体制、大陆军体制退出历史舞台。

从四总部到多部门,从军区到战区,新的联合作战指挥体制同样铺展开来——相继成立的陆军领导机构、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把军委机关由4个总部改为1厅、6部、3个委员会、5个直属机构共15个职能部门,把7大军区调整划设为东部、南部、西部、北部、中部5大战区,完成海军、空军、火箭军、武警部队机关整编工作。

2018年12月18日上午,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中共中央政治局七常委和国家副主席王岐山悉数出席。在谈及军队改革时,习近平称“治军方式发生根本性转变”。这是他对自己军改的一种总结。

意识形态:从被动到主动

相比于一些具体政策,“意识形态权力”在国家权力中起到“灵魂贯穿”的作用,而中国在国家治理层面的最大短板恰恰就是“意识形态权力”。

自改革开放以来,官方提出了一个又一个思想,从邓小平理论到科学发展观,但这些思想并没有转化成一般理论(the general theory),因此不能进入人们的思想深处。西方普世价值东渡也给中共正统思想带来冲击。1989年的六四事件,就被习近平认为是中共40年改革开放进程中所面临的一大挑战。也正是这场风波加紧了中共对西方意识形态的防御。

对于中国的这种现象,美国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曾经在近年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感叹:“我从未见过一个国家治理的如此之好,而叙事能力如此之差!”

意识形态被称为政治制度之魂,而中共在这一方面显然还需要做的更多(图源:VCG)

十八大后,中共提出要加强“四个自信”迎击西方思潮,不仅动用宣传机器推出系列马克思主义相关宣传作品,而且在高校强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梳理过程可以发现,中南海对教育系统思想政治的整顿,经历了一个从被动到主动,从控制到引导的过程。

最早的动作应该是中办2013年4月下发的“9号文件”(《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该文件警告中国高校教育系统存在意识形态危机。后来互联网流传的高校“七不讲”(即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错误、权贵资产阶级及司法独立不要讲)被指来自这份文件。当年5月,中共持续追加“十六条”,指“少数青年教师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

2018年9月,中国全国教育大会召开,习近平在会上提出 “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并把“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称教育的根本任务。这次大会还提出“幼儿园要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这意味着从幼儿园到大学,中国的思政教育真的要“从娃娃抓起”。

2019年2月,官方发布“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方案,要求把习思想“贯穿到教育改革发展全过程,落实到教育现代化各领域各环节”,也指要推动习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

由此可见,中南海对思政领域的关注,是2013年以来中共加强对教育系统思想政治整顿的一系列动作的延续和加码。而习思想将如同毛思想、邓理论以及“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等中共领导人创立的理论一样,写进从幼儿园到大学的思政教材中。

自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多维称之为“第五个现代化”并被外界广泛接受)后,如何实现这个目标成为中共高层尤其是习近平案头的政治大事。作为中国唯一的执政党,中共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必然要掌控并运用好好国家权力的四要素,即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军事权力和意识形态。弥补中共在这四个领域的执政短板显然是第一步要完成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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