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基建】李克强避谈中国制造2025 中国还能谈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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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中美贸易战开打以来,中国官方对于“中国制造2025”的调门越来越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甚至在2019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只字不提。在悲观者眼中,中国政府似乎在美国压力下“怂”了,大骂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

然而,作为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在其历史长河中绝大多数时间都领先世界的国度,如论如何高估中国人对民族复兴的执念都不为过,任何人都阻挡不了中国人为之奋斗。这是中国自近代以来最大的共识,历史的大势,包括中共在内都只能顺水推舟。

李克强在政府报告中虽然只字不提“中国制造2025”,却借基础设施建设之名提出了“加强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姑且将这两者称之为“新基建”,以区别于传统的“铁公基”。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新基建”不仅包含“中国制造2025”,近期实现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更包含着“中国制造2050”,由基础科学的赶超乃至基础科学的突破,实现中国经济走向产业链的顶端。

5G是当前“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核心,也是极有可能催生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技术之一,而中国无论是在核心专利还是在应用层面都走在了前列(图源:VCG)

现在:信息基础设施

李克强所谓的“信息基础设施”,在第五代通信技术(5G)爆发前夜的2019年,5G网络的部署毫无疑问就是最为重要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5G相比4G、3G、2G,最大的不同即是其应用场景从个人全面转向商业,扮演着智能化时代催化剂的作用。世界最大电脑制造商、中国联想集团首席执行官杨元庆认为,5G主要用途50%以上将是商用。“由AI人工智能驱动的智能化变革……将因为5G的商业化更快地推动全新的智能化时代的到来。”

早在2017年冬季达沃斯论坛上,国际电信联盟(ITU)秘书长赵厚麟就提出“5G将为第四次工业革命拓宽道路”,即5G将成为诱发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技术之一。这是一场谁也输不起的技术竞争。

也正是因为5G的主要用途将是商用,其核心技术的范畴实际上也超越了传统的通信技术,在5G技术核心必要专利中存在两个维度:一是单纯的通信技术核心必要专利,一是广义的包括物联网等相关技术的核心必要专利。

鲜为人知的是,中国华为公司5G技术虽全球领先,在欧洲电信标准化协会(ETSI)发布的截止2018年底的全球5G通信技术核心必要专利数量排名中,也以1,970件、17%的占比力压诺基亚、高通、爱立信等位居世界第一,但在整体上美欧仍占据绝对优势。

而在包括物联网等相关技术在内的广义5G核心必要专利中,得益于中国在运营商、制造业等产业领域的优势,中国移动、国家电网等企业纷纷进入专利排行榜前列,造就了中国在应用领域核心必要专利上的优势。如中国移动2019年将在中国12个城市开展医疗、人工智能、交通、教育、工业制造、能源、市政、视频+与娱乐等9大类5G应用示范。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在应用领域的优势,既是中国5G网络建设领先的结果,也是中国5G网络领先的动力——应用倒逼5G网络建设。相比此前4G、3G、2G时代的国家意志,5G时代由市场需求驱动的5G网络建设,其进程根本不需要担心,早已领先世界。

2018年,世界知名咨询顾问公司德勤(Deloitte)曾发布一份中美在建基站的报告,报告显示美国在5G建设方面的花费已被中国超越,而且在政策上面中国对于5G的支持也要比美国快。自2015年以来,中国在5G建设方面的投入比美国多240亿美元,目前中国总共有5G基站35万个,美国仅3万个。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的建设速度将会越来越快。

在5G网络建设的同时,中国也开始大规模部署IPv6技术即“互联网协议第6版”。此前广泛应用的IPv4技术,其网址数量有限,难以满足5G时代万物互联的海量网址需求,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技术下全部13台根域名服务9台在美国、2台在欧洲、1台在日本,不利于中国的信息网络安全,尤其是在万物互联时代。

2015年,由中国下一代互联网工程中心领衔发起,联合国际互联网M根运营者日本WIDE机构、互联网域名工程中心(ZDNS)等共同创立“雪人计划”,在世界范围内测试和运营IPv6根服务器。截至2017年11月,已经在全球部署25台IPv6根服务器,其中在中国部署了包括1台主根、3台辅助在内的4台根服务器。从而告别了中国没有根服务器的历史。

这一系列的“信息基础设施”,为中国的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信息化时代,5G网络就是新一代的高速公路与高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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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来、未来:科技基础设施

相比“信息基础设施”的立足现在面向将来,确保中国在即将到来的信息化、智能化竞争中占据优势,“科技基础设施”则是面向未来,确保中国在未来足以改变人类社会的科技竞争中占据优势。如果说,“信息基础设施”是“中国制造2025”,“科技基础设施”至少也是“中国制造2050”。

“科技基础设施”之于中国制造的便利,最新的例子是位于中国广东东莞的“大科学装置”中国散裂中子源(CSNS)。该项目投资高达23亿人民币(1元人民币约合0.15美元),2018年才投入运营,是世界四大脉冲散裂中子源之一。这一装置实际上就是一个“超级显微镜”,既可以用于基础研究,探究中子的特性,也能用于应用领域。

比如说,在锂电池的研究中,可以实时测量充放电过程中锂电池各部分性能变化,以改进和优化锂电池的设计。到目前为止,该设施收到了覆盖能源、磁性、合金、高分子、纳米、生物材料等领域的62项课题申请,开展了200多个集成电路芯片的高能中子单粒子效应研究、利用中子辐照研发新型半导体材料实验等众多实验。

相比散裂中子源当前即可应用于产业,位于安徽合肥的“人造太阳”,即“先进实验超导托卡马克实验装置”(EAST)则聚焦于将来的人类能源问题,致力于受控核聚变研究,是世界第一个全超导磁体托卡马克核聚变反应试验性装置。2018年11月12日,该装置首次实现加热功率超过10兆瓦,等离子体储能增加到300千焦,等离子体中心电子温度首次达到1亿度,获得的多项实验参数接近未来聚变堆稳态运行模式所需要的物理条件,朝着未来聚变堆实验运行迈出了关键一步。

与EAST相比,位于北京的正负电子对撞机(BEPC)、同步辐射装置(BSRF),位于上海的“上海光源”(SSRF),位于深圳大亚湾的大亚湾核反应堆中微子实验室,位于贵州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等又更进一步。有的探究宇宙的奥秘,有的深入原子核内部探究物质的奥秘。

从人类社会发展历程来看,牛顿经典力学的产生奠基了现代工业社会,相对论的出现使人类进入了核能时代,每一次物理学的突破对于人类社会都是颠覆性的,而上述这些“大科学装置”所聚焦的正在于此。技术决定现在,科学决定未来,这也正是中国政府重视“科学技术设施”的所在。

位于中国安徽合肥的“大科学装置”——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承载着中国受控核聚变研究的希望(图源:VCG)

国家意志

在“信息基础设施”与“科技基础设施”中,“信息基础设施”目前因市场驱动,中国政府可以放手让企业去做;“科技基础设施”中能够直接应用于产业的,同样可以鼓励企业去做,毕竟对于那些有志于站在世界前列的中国企业而言,都绕不开基础研究这道坎。

最为典型的即是中国通信设备制造商华为,其在全球几十个国家设立了众多实验室。在欧盟委员会公布的《2018年欧盟工业研发投资排名》中,华为以113亿欧元(1欧元约合1.13美元)的研发投入排名中国第一,世界第五。

而据华为创始人任正非披露,华为至少有700多个数学家,800多个物理学家,120多个化学家,还有6,000多位专门从事基础研究的专家,以及6万多工程师。在这里,任正非使用了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而不是工程师,凸显的是华为在基础科学研究上的实力。任正非也提出“公司要从工程师创新走向科学家与工程师共同创新”。

当然,中国只有一家华为,在中国科研经费中基础研究经费也长期徘徊在5%,而典型创新型国家为10%至15%。2016年时,中国5%的基础研究投入为822.9亿人民币,同期美国为863.2亿美元。而在这800多亿人民币的基础科研中,中国企业投入不过26.1亿人民币,仅占同一时期企业研发投入的0.2%。

也就是说,至少在目前中国企业的研发绝大多数集中于应用领域,中国的基础科研仍离不开政府的引导与投资。此外,中国的国有企业如国家电网、中国石油等,不仅集中了大量相关行业的专家学者,拥有大量的科研院所,完全有能力、有需求进行基础研究。至于探究宇宙奥秘的基础科学研究,只有政府才有能力与意愿长期投入了。

由“信息基础设施”到“科技基础设施”,从应用科学到基础科学,从现在、将来到未来,“中国制造2025”不在话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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