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炸声打破江苏的政治高地光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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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水化工厂爆炸事故的突然发生以及后续江苏官场上下的应对,让这一传统意义上以经济强省而自傲的官场陷入一场舆论讨伐中。从以“潜规则”记者而著称的响水县官场,到主政一方的省委书记娄勤俭本人,这场事故恐怕都是一种沉重的警告——它暴露了整个江苏官场在基层治理和生产安全应对上的极端不适应。

在中国政治环境中,省也有强弱之分,因为经济、历史或是政治的原因,某省,每个省的官场都有其独特的观察必要性。而从中共十八大开始,曾经在胡锦涛十年风光无限的江苏官场,一度陷入了尴尬的境地,甚至有塌方式腐败之忧。而此次的响水化工厂爆炸即为当地政局增添一份紧张的氛围。

在中国的政治版图中,江苏省的“政治高地”是经济大省光环下的政治影响力(图源:Reuters)

经济强省给政治上的底气

2个月前,当中国各省份的GDP出炉之时,江苏可谓春风得意。根据2018年中国各省政府工作报告来看,江苏的GDP总量已达到9.26万亿元,(1元人民币约等于0.148美元)虽然仍然落后于广东省,但比之第三名山东却拉开了一大截。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40年里,江苏一直保持着这样的经济强势地位,对于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中国政治环境来说,江苏的经济成绩无疑就是官员的底气。也正是这样的原因,江苏得以成为外界眼中的“政治高地”。

以现任江苏省委书记娄勤俭来说,其2017年10月从陕西省委书记调至江苏省委书记,从行政职级上来看,虽然只是平级调动,但熟悉中国政坛人事调整“规则”的都明白,在经济大省任职也更容易前途看涨,因此外界认为娄勤俭的此番调动“平中有升”。而在娄勤俭之前,中共十八大“卡位战”,江苏原省委书记罗志军将满65岁之时,时任浙江省长的李强前来接任,也被外界认为是中共重用李强的铺垫。

在中国政治版图中,除了4个直辖市(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及新疆自治区及改革重镇广东省成为传统的“政治高地”外,江苏官场的被瞩目多是其经济大省的光环作用。

从“江胡时代”开始,在江苏原省委书记罗志军之前,江苏两任省委书记都位列副国级中共政治局委员行列——回良玉和李源潮。而GDP长期位列江苏第一的苏州官员更是成为当地官员高升的代表,据统计,自1998年至今,七位苏州市委书记中有五位都在后来晋升为正部级官员。

其中江苏苏州原市委书记梁保华后来成为江苏省委书记,陈德铭官至中国商务部部长,王珉先后出任吉林省委书记、辽宁省委书记,王荣南下广东任省政协主席,石泰峰则主掌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从这些江苏走出去的官员来看,他们也多是在江苏完成了仕途的经验积累或是度过了关键时期。如王珉在任苏州市委书记时期创造了“一年半的时间完成1,034家国企改制”的记录而成为各地政坛效仿的对象。其在苏州依靠吸引外资发展经济的状况下又提出让苏州走民营、外资并举之路,成就了苏州经济的新一轮跨越式发展。在江苏扬名的王珉在苏州市委书记任上两年便以“懂经济”的南方官员形象被调往吉林官至省委书记后再转任辽宁省委书记。王珉虽先后在吉林、辽宁任职十余年,但其仍然以“招商投资、南资北移”的南方思维操刀吉、辽改革。而在中共十八大后,仕途一直在江苏且在招商银子商颇受好评的江苏省原副省长张雷也在2017年3月北上“支援”辽宁经济“突围”。

在对其余省份官员输出方面,江苏凭借经济大省的优势,本地官员在经贸、投资、改革上的丰富经验及活跃思维成为中共中央补充东北及西部省份的选拔高地。无论是胡时代还是中共十八大后,在中国改革年代,江苏省强大的经济影响力及发展模式成为中共对其官场“另眼相看”的一个重要原因,而江苏官员也有赖于此将江苏在改革开放探索的经验“复制”到中国各个省份,使得江苏的影响力覆盖中国政坛。

江苏官场的新一轮检视

江苏在重视经济、思维活跃的官场气氛下出现批量敢闯敢干的官员,但也在近些年中国经济调结构的压力,政治上更强调政治纪律等新局势下,江苏官场在中共十八大后迎来一轮“检视”。

从2013年10月江苏省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季建业被查开始,江苏官场开始步步塌陷。2014年8月,江苏省能源局原局长陈勇被查,2014年9月,江苏省南京市委原常委、建邺原区委书记冯亚军被查,2014年10月,江苏省委原常委、秘书长赵少麟被查,2015年1月,江苏省委原常委、南京原市委书记杨卫泽被查,2016年5月30日,江苏省常务副省长李云峰落马,再此一个月后,时任江苏省委书记罗志军距离他年满65岁还有4个月被免去省委书记职务,当时外界称其为“闪退”。随后时任浙江省长的李强强势接手罗志军担任江苏省委书记。不过在江苏一年多后,李强便接替迈入中共中央的韩正,兼任上海市常委、书记。就在江苏官场被称为“翻版山西官场塌陷”时,就连已在云南任省委副书记的仇和,已离开江苏政坛十年的王珉也先后在2015年3月、2 016年3月被查。

曾经风风火火、敢闯敢干的江苏派官员为何接连走入“歧途”?江苏的经济大省地位既给当地官员带来亮眼的经济成绩,为他们仕途进入“快车道”创造优势,但也给他们提供更多的贪腐诱惑。

例如王珉在辽宁“复制”苏州经验,加大招商引资时采用“南资北移”,其曾经主政的苏州企业接连北上投资,王珉被指以权谋私,而其自己也毫不避讳的告诉媒体“有很多人是来看看老书记,看看能不能投资。”而在中国政坛有着“仇和现象”的云南原省委副书记仇和还在江苏沐阳县时,为了发展经济,其下令“全民招商”,连当地教师都有“招商引资”的任务,以至于引起集体罢课;为了整治社会风气当地将犯有小偷小摸之人在电视上亮相念检讨书;为了整治官员工作作风,其“神出鬼没”查岗;在当地医改与教育改革上,仇和对宿迁实施“卖光式”的医改和教育改革,人称“仇卖光”。在“铁腕”改革同时也是权力的独断,缺乏有力的监管。

江苏官员因活跃的思维、敢想敢干的作风,确实容易在经济大省中出类拔萃,成为引人注目的官员,但也正因甚至是习惯于突破权力的边缘使得他们在步步泥足深陷。

走过较为显赫的前十年,在今天这个时代,即使经济大省身份傍身,江苏官场不是没有挑战。在经济上,虽然江苏一直紧跟GDP第一的广东,但十年缠斗,江苏与广东的“暗中较劲”并不容易,在中央推出的粤港澳大湾区的政策之下,广东面临新的政策形势主动顺势而为,而江苏所赖以发展的苏州模式渐渐展露疲态,官员们却始终难以找到方向。政治上,经历过官场的动荡,如今的江苏官场风气是否还能适应形势的转变,受到中共高层的重视?在此次化工厂爆炸所引发的监管不力、阻挠报道等负面舆论之下,江苏官场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和官场积弊恐怕不是旦夕间便可祛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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