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暴力机器权力风险:孟宏伟的标本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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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十八大以来,中共共查处包括孟宏伟在的5名公安高层,另有被查前任执掌中央或一方政法大权的政法委书记5人。相较来说,掌握国家暴力机器的政法系官员的“违法违纪”情形与其他颇有不同,官方措辞也大异其趣。这种特殊性究竟是其工作特征使然,还是因人而异,不具共性?

先来看下这份名单:

多维记者经过对比发现,其一,从人物关系图谱中可见,上述多人与曾经担任公安部部长的原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存在紧密关系,甚至直接被中共定性为“周永康流毒”。

以孟宏伟为例,其在周永康主掌公安部时期的2004年之前简历不详,直到当年被任命为公安部副部长,同年又被周永康晋衔为副总警监警衔。在2018年10月8日凌晨,孟宏伟被宣布接受调查后,公安部部长赵克志连夜开会曾明确披露其为周永康遗毒,称“坚决彻底肃清周永康流毒影响,一刻不停歇地深入推进公安机关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李东生当年正是被周永康从中宣部“跨界”抽调的亲信,已经深度介入周永康系统,自不必说。而几乎一直在公安部工作、直到落马前夕才被“调虎离山”的国家安监总局局长的杨焕宁,早年又与落马的原重庆市公安局长何挺为西南政法的同班同学兼老乡,1983年又同时被分配进入公安部刑侦局。

此外,河北“政法王”之称的张越则被媒体通过妻子的关系攀附上周永康,得以实现仕途的快速升迁。报道称,张越在担任北京市公安局国内保卫总队队长期间通过任职于中央电视台的第二任妻子孟莉与周永康第二任妻子贾晓烨的同事关系,而进入周永康的视野。

其二,除李东升、孟苏铁二人的党内调查详情未对外公布外,其余7人所涉“罪名”多有重叠,且绝不单一。

尽管7人所涉“罪名”不及同期落马的中宣部副部长鲁炜那样“‘四个意识’个个皆无,‘六大纪律’项项违反”,但是相较于中共十八大落马的上百名部级以上官员,中共官方的调查措辞皆可谓“惊心动魄”。

7人之中,周永康级别最高,早前媒体也最多,却在中纪委的通报中没有点名政治问题,反倒是其余6人皆有“对抗组织审查”这一相当具有份量的政治表述。

按照中共党内法规《中共纪律处分条例》规定,对抗组织审查行为严重程度不同,后果从警告道开除党籍不等,而具体来说则包括五种行为:

(一)串供或者伪造、销毁、转移、隐匿证据的;

(二)阻止他人揭发检举、提供证据材料的;

(三)包庇同案人员的;

(四)向组织提供虚假情况,掩盖事实的;

(五)有其他对抗组织审查行为的。

不得不说,从以上已知公开资料看,几乎政法系百分百都有对抗组织行为,表明对抗行为的出现应该是有其体制性行为的。进而来看,对抗性行为本身属于一种对强力措施的“反侦察”行为。无论是政法委书记还是公安高层,其本身所从事的职业肯定从相当程度上让他们熟悉证据搜索和固定的措施,很清楚其中的操作,也便更有可能针锋相对做出反侦察应对。

其三,近年中国社会维稳压力的压力日增,政法系处于协调社会维稳和动用国家暴力机器的一线位置,其作用极为敏感也极易引发争议,角色压力也是与日俱增。

多维记者通过比对官方通稿发现,几乎所有人都深度介入地方经济纠纷,甚至有官商勾结充当保护伞的嫌疑。而这其中,重庆市公安局长何挺、河北政法委书记张越二人更有“长期搞迷信活动”的情形,这恐怕既有谋求上位的需要之外,也不乏缓解维稳压力等其他需求。

不过,10人落马的同时,持续多年的政法系权力过度膨胀近年不断收缩,政法委书记不再同时直接掌握国家暴力机器公安警察和武装警察部队;而2019年1月份的《中共政法工作条例》给予政法系更清晰的工作角色设定,将政法大权置于同级党委的绝对掌控之下,而不是政法委书记某个人的“私器”;而同时,警力在社会维稳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受到越来越多的界定和限制,压力本身转而向更多信访等途径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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