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观察:从薄王事件到北戴河风云 中南海阻击政治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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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涅槃宝棹, 接惑众于背流;慈悲光明, 照群迷于未晓。”金庸的《笑傲江湖》中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恩怨,有恩怨就会有江湖”。换一个说法,“有政治的地方就有敏感信息管控,有敏感信息管控就会有传闻或谣言”,似乎也完全逻辑正确,尤其在信息还不够透明的中共政坛。但是中南海里的中共高层们显然并不认为可以继续容忍政治谣言的泛滥。

北京时间3月28日,中共中央发文《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的意见》,不仅明文规定“不准拉帮结派、搞团团伙伙,不准搞两面派、做两面人”,还要求“不准制造、传播政治谣言及丑化党和国家形象的言论”。显然,中共高层要开始对近年来因为反腐而喧嚣四起的政治谣言出手严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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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火烧不尽“谣言”

谣言,尤其是政治谣言,既可能断然消弭无形,也可能如多米诺骨牌一样引起国家动荡。1789年前后的法国大革命时期,发动了大革命的贵族们却被失控的平民杀戮,就是因为“贵族阴谋”以及其他谣言的广泛传播。而中国清朝光绪年间的“剪辫摄魂”谣言更是几乎造成了整个社会的惶恐……

似乎从人类信息传播开始出现,形形色色的谣言就如蚊蝇一般从未灭绝。政治谣言亦是如此,且往往随着政坛动荡而加剧。对此,不了解政局内情的底层民众信之,饱读诗书的知识分子往往亦信之,官方每每遇之束手无策,只能怒斥一句无知妄言、不辨是非。

早在2012年薄熙来离职重庆之时,中国大陆的网络上就曾疯传各种谣言,出现了大量如“京城放枪”、“机场封锁”、“长安街戒严”、“钓鱼台外媒云集”等桥段。虽然不久之后,“钓鱼台外媒云集”被证实是中朝大使的媒体通气会,“京城放枪”、“军车如林”更是子虚乌有,但是在恰逢中国社会转型以及中共高层为了追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停地力推反腐、党建、党政机构改革等政治措施,并在党政军以及包括金融在内的经济领域打击各种勾结在一起的利益团体的敏感时期,中共政坛各种靠谱和不靠谱的谣言近年层出不穷。

2014年是中共的“反腐大年”,中共军委前副主席徐才厚、中共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以及曾经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简称中办)主任的令计划均在这一年落马。中共当年6月30日宣布徐才厚“开除党籍处分、移送检察机关”之后,各种传闻陡然增多。诸如“京沪航班大量取消 网传郭伯雄乔装出逃”、“郭美美(当时的炫富网红人物)牵常委 下一大老虎呼之欲出”等根本不合常理的谣言开始疯传。这种类似“政治观察”和“中南海来信”的传言,说者言之凿凿,添枝加叶,好似真的有一股政治乌云已经笼罩在中国上空。

接连多个国级或副国级高级官员在2014年落马之后,2015年3月召开的中国全国两会格外引人关注。当年中国两会开幕前的2月25日,就有中国境外的中文媒体爆料称,中共不止一个落马官员的家中被发现美国产狙击步枪,“准备对中共高层实施报复”。两会开始的第二天,再有媒体放风称,北京中央警卫局九局官员拟进行军事政变颠覆习近平,结果该政变遭到习近平抢先下手。《南华早报》随后援引三位独立消息人士称,习近平对负责其人身安全的中共中央警卫局进行人事更替,目的是要消除令计划在中共中央警卫局内的影响力。

几天后,发布中央警卫局政变的消息源自己澄清称,中央警卫局确实有级别不高的人被下枪、下岗,但这属于正常的举动。每次重大活动前,都要对警卫局进行政审,2015年两会也不例外,这和军事政变相距甚远。接近中南海的消息人士称,中共中央对安全的控制很强,出现军事政变的因素基本被清除。

2018年7月下旬,随着中共北戴河会议的临近,有关中共领导人的各种谣言再一次如期而来。在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以及中美贸易战越演愈烈的背景下,从中共元老质疑习近平而拍桌子吵架到“接班人”确定、从习近平的经济顾问刘鹤被“取代”到意识形态“大总管”王沪宁“前景堪忧”等等,这个一年一次的神秘的中共高层聚会遭受的谣言愈发驳杂。

甚嚣尘上为哪般?

总结中国近几年政治谣言出现的时间节点不难发现,中国的政治谣言,内容要么涉及中共高官的私人生活、要么涉及中共内部秘而不宣的复杂人事关系,这些似是而非的信息对于“密室”之外的普通民众来说很有吸引力,而其中的细节例如谁与谁是什么关系,谁对谁说了什么话,谁为什么没有出席某个活动等等,这些或多或少满足了群体心理中的易于联想的特点,被解读为“释放政治信号”“透露政治玄机”,极大地刺激受众的猎奇心理。

法国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在其著作《乌合之众》中就指出了群体只具有简单拙劣的推理能力,同时易于联想和传染,这些心理构造都使得政治谣言得以迅速传播。所以,不仅在中国大陆,在香港和台湾,甚至是中国境外的华人集中区,谈论中国政治秘闻一直是一种时尚,涉及中国政治人物的图书音像资料也一直是关心中国政治的读者的首选。

但是谣言的背后不仅可能是简单的无知作祟,也有可能是利益集团的反扑。谣言对世界各国都是个挑战,但对独特的中国而言,由于可靠信息的相对欠缺,尤其是涉及到中共部分高层利益的时候,通常以假乱真,不仅直接影响了外界对于中共的观感,也加剧中国民众对政府公信力的丧失。

在中国日渐国际化的背景下,中共开始思考如何化解政治谣言对自己的负面影响,以及如何从源头上杜绝政治谣言。

抽刀断水还是釜底抽薪?

2012年2月6日,时任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秘密前往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提出政治避难申请,滞留约一天,王与中方官员见面,最终选择离开总领事馆,随中国国家安全部高级官员前往北京并开始接受调查。

事件发生两天之后,当时的重庆市政府新闻办发布假消息称,王立军正在进行“休假式治疗”,网络随即谣言四起。当时,一批被称传播谣言的互联网站遭到查处,新浪、腾讯微博被定性疏于管理;《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醒民众“不为杂音噪音所扰 不为传闻谣言所惑”。

但是,中共官方的暴力删帖、掩盖真相激起了民众试图通过网络信息拼凑事件的好奇心,结果部分所谓的“谣言”被证是真相,比如薄熙来打了王立军一记耳光这样的细节。

“防民之口胜于防川”。面对网络谣言兴起之势,中共官方意识到删贴、禁言手段并不能解决实质问题之后,中国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于2012年9月9日公布司法解释:网络诽谤信息转发500次将被判刑。之后大陆主流媒体新华社、《环球时报》、《法制日报》纷纷刊文配合中共打击网络谣言,从舆论层面止声网络谣言的传布,不仅将中共严厉打击网络谣言通过舆论发声,更是将网络谣言传布的危害广而告之。

至今近七年来,中国对政治谣言的控制是否取得了预期的效果?答案不言而喻。对于中共官员体系之外的普通民众来说,不透明的信息帷幕背后,只能让舆论以无尽的想象力去猜测真相。中共官方方在多轮治谣大行动之后,《人民日报》2018年8月再次针对网络谣言发文指出,“网络治谣重在精准到位”。

此番中共在3月28日颁布的《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的意见》中,明令禁止“中央和国家机关”“制造、传播政治谣言及丑化党和国家形象的言论”,显然是力图从中共内部掐断谣言的部分源头。但是外界大多认为,民间的各种传谣不过是一种渠道,让真相从源头“消灭”谣言,才能让民间线下线上舆论场得以清朗。

1949年中共建政,前领导人毛泽东站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告诉世界,“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不过让中国人民“站起来”的共产党没有引入西方现代国家中政党信息披露制度,以至于直到今天,虽然有所进步但是中共仍没有彻底摆脱“密室政治”的色彩,仍然不习惯如西方国家那样通过媒体公开信息以避免谣言的产生和传播。显然,从体制变革到政党自信等诸多方面都在进行修正的中共共产党,尚未做好“向民众进行全面信息公开”准备。这是个渐进开放的过程,也在考验着中共执政能力真实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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