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喉舌连刊重磅文章的隐秘寓意 站到聚光灯下的习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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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最高级别的理论机关刊物《求是》已连续第七期在封面重推习近平讲话。其中,最新一期乃是他6年多前对党内高层所说。当时,习近平刚刚登上中共最高领导人位置仅两月,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中共执政的意识形态基石发表了四点个人化的思考。

这是一个极为不寻常的信号,不仅2012年之后的5年,即便是“习近平思想”确立地位后,中共官方也未曾做出这种动作。有人认为这是一时因应中共党内的思想混乱,不过真相可能并不如此简单。综合近期七篇文章可以预知,这是习近平思想从概念到落地的开始,中共极有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彻底充实其理论建构。这将是中共在迎战意识形态执政合法性挑战的理论武器。习近平在过去的6年多时间内,深刻意识到这种挑战的存在,警告亡党亡国的风险,从党内整风到宣传论战,从高校改革再到文娱整顿,都在实践其意图。今天,中共要将这一“概念”重新建树起来,从历史和现实看,这也事关其在整个中共党内的绝对权威和改革能量。

自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思想写入中共党章和中国宪法后,中共围绕着习思想的学习和政治站位曾有一系列动作推出。最新的动作是,中共首屈一指的理论刊物《求是》杂志,自2019年第1期起,接连7期刊发习近平的7篇旧文。频次之高,非常罕见。

分析人士认为,这可能意味着中共力图对习思想进行系统化展示,并进一步尝试将看似分散、支离的习思想进一步体系化。2019年或是习思想的落地之年。

“隐秘”的动作

从2019年开始,《求是》刊发的习近平在各种场合的内部讲话包括《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第1期)、《努力造就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第2期)、《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第3期)、《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第4期)、《在新的起点上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第5期)、《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第6期)、《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第7期)。

《求是》的一系列动作是在外界并不特别注意到的情况下开始的,及至北京时间4月1日出刊的2019年第7期,刊出《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一文,外界才逐渐注意到这个颇为“隐秘”的迹象。之所以说隐秘,是因为迄今中南海似乎并未主动声张,也并未动员官员系统对《求是》的刊文进行各种“学习”。

习思想已到总结归纳期

不过,从《求是》刊发习近平文章的频次来看,这一系列动作确实不容忽视。根据《求是》杂志各期的公开目录统计显示,自习近平2012年11月当选中共总书记后,已在《求是》发表文章29篇。各年的频次分布是, 2012年11月至12月的4期中发表2篇;2013年2篇;2014年2篇;2015年3篇;2016年3篇;2017年7篇;2018年4篇;2019年至今7篇。

2019年的发布频次显著高于往年。

另一个有助于说明问题的特点在于,2019年接连发表的习文都是时间间隔较长的旧文。时间跨度从2013年到2019年1月。即使最近的于3月份第6期发布的《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一文,距离2019年1月的原讲话时间也已过了2个月。此次新刊发的《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更是2013年1月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中共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讲话的一部分,时间间隔达6年之久。

这似乎印证习近平思想正在进入所谓的总结归纳期。

习思想或渐成体系

自毛泽东思想开始,及至邓小平理论等等,中共历届领导人的思想都是指导中共官员系统应对内外环境变化,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动向的武器。但有时,这些思想显得支离和庞杂,其思想体系本身也多是中共理论家在事后进行概括和总结的结果,这其间会伴随着一系列的动作,包括对领导人在各种场合的讲话(公开的或半公开的)的整理、出版,发动官员系统进行学习等等,方才能最终上升为某种“思想”或“理论”。如毛思想、邓理论等,都经历了这个过程,包括《毛选》《邓选》等的出版。

事实上,中共此前对“习近平思想”在十九大出笼做了不少准备,比如若干系列讲话、治国理政讲稿的汇编。不过,直到2017年中共十九大确立习近平思想的全党指导地位,这仍然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当时,主管中共党建和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常委刘云山曾披露,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涵十分丰富,涵盖了经济、政治、法治、科技、文化、教育、民生、民族、宗教、社会、生态、国家安全、国防和军队、“一国两制”和祖国统一、统一战线、外交、党的建设等各方面。但是迄今,其也是以框架为主,内涵不充分。中南海对习思想的系统推出目前看来仍在半途中。虽然早前曾有过一些对习讲话的整理及出版,但大体而言,仍是局限于特定领域,或者是因事论事,理论性并不算强。

如中共喉舌《人民日报》曾辑录有关习扶贫、生态、反腐等领域的讲话汇编。更加系统的有中国外文局属下的外文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但其功用主要还是在大外宣,照顾外国读者的口味。

总之,这些整理仍只是片面,显得分散和支离,未深入到习思想的内核和原动力,亦即习所言所思究竟是要解决什么问题,这些言论背后的深层次关注到底是什么。

《求是》刊发的七文,确实可以看出中共对习思想进行理论拔高的尝试。如第1期刊发的《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便将习思想提升到哲学和方法论高度。此次新刊发的《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更是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直指中共的“道路”问题。

凡此,似都有提炼习思想精神内核,从之出发统摄习思想各个分支的考量。而从其现实的效果看,更有助于外界和中共官员系统厘清习思想的出发点和发展脉络,勾描出其逻辑纽带,系统构建习思想的内容框架,最终达到在官员系统中运用习思想解决改革中的实际问题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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