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校教师“因言获罪”背后:被低估的“告密”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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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中国高校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因言获罪”遭到中国多位学者的抗议后,重庆师范大学教授唐云也以发表有损“国家声誉”的言论遭到该校处分,而在中共推进新一轮对高校的意识形态整顿之时,一个被称为“告密者”的群体再一次浮现在公众面前。

与重庆师范大学对唐云的撤职处分出现在网络的同一时间,一则被称为“唐云”本人发表的文章也引起广泛讨论。该篇名为“告别”的文章写道:

重庆师范大学副教授唐云被学生“告密”只是近年中国高校告密现象的一例(图源:@半耳人唐云)

该首短诗除了疑似回应自己收到处分的结果,其中“这是我的学生 他们并不都是犹大”则显得分外扎眼。在西方《新约圣经》一书中,“犹大”是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但也因背叛耶稣而臭名昭著。而唐云以指代背叛的“犹大”与自己的学生类比,其中想要表达的意味已呼之欲出。

随后就有媒体曝出,唐云因在2月25日的《鲁迅研究》课程教学中讲到鲁迅的“立人”和“立国”,并牵扯“人的权利”和“执政合法性”,并批判中国政府对公民实行监控行为等,而遭到“学生”的举报。

在今年中国意识形态收紧的政治环境下,尤其是习近平尤为重视的高校成为其意识形态保卫战的前沿阵地,高校教师因在课堂发表非政治正确言论遭到学生举报的不在少数。

2018年4月25日北京建筑大学教授许传青因此前在《概率论》课堂中,“将日本民族和中华民族进行对比”遭到学生举报遭校方认定为“不恰当的对比是为教学事故”给予其行政记过处分; 同一时间,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翟桔红在讲授《政治学原理》课程中“政府结构与功能”时批评了中国人大宪法修改,遭到学生告密。该校认为翟桔红妄议中国人大制度,在学生中产生负面影响。将其开除党籍,调离教学岗位,并建议相关部门取消其教师资格。

事实上,上述“告密”现象不仅是今天即使往前推几千年,中国历史上都不乏这样的案例。只是在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中国将这种行为“合法化”,并运用到高校之中。以当今中国高校普遍存在的“学生信息员制度”来说,其由高校党政领导主管,党政办公室主任、副主任分管,办公室专人负责,联系一批各院系学生负责收集汇报学校教学及思想动态。当然“监督”的对象主要是高校教师,“监督”的内容除了检查“教师的迟到、早退等在内的教学秩序以及教师的教学质量问题”外,更重要的是“监督”教师的教学内容。其中中国高校武汉大学在对信息员的要求中提到“课堂教学中是否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否严格按照课程教学大纲安排教学内容”“是否使用培养方案指定教材或参考书目”“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否充分发挥主渠道作用,教材选用是否规范”,此外着重要求“对意识形态属性较强的学科相关课程实现听课检查全覆盖”。

对于学生信息员的选用则是要求“政治素质过硬,文字表达能力较强”,学生信息员会通过网络社交沟通平台,定期将收集的内容上报。学生信息员做得好,会得到校方的学分及其他奖励。

或许告密者本身不自知,他们的存在及行为对于一个高校、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来说是一种什么样的性质。中国学者曾对告密有这样一番表述,“告密与检举不是一回事。告密是告密者利用同属于一个系统或团体人员之间的信任关系,为达到自己的个人目的而将信息外露或上报,给对方造成不利的行为,告密的内容往往不一定是违法犯罪行为,所以说,告密有时也叫‘出卖’,从这个意义讲,学生告密是不道德的,甚至可以说是大逆不道。”然而这种并不违法但不道德的行为对一个社会来说危害更甚。从中国高校当今的告密现象往前推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文革”时期,甚至上溯到中国封建社会,凡告密现象兴盛之时,无不伴随言论肃杀、伦理背叛等社会德道危机。而那些怂恿、鼓励告密行为的幕后者则是亲手制造了一场社会危机,而如今存在于中国高校的“学生信息员制度”似乎更甚,其以一种行政式的手段将告密文化合法化更是令人心生忧惧。

这种许学生以利益对教师“监控”的形式,长期而言,在这种氛围之下,高校教师如何敢言,如何传道授业解惑,一个万马齐喑的高校又如何成为中国思想之前沿阵地。更为严重的是,对教师的“监控”俨然是对师生群体的挑拨离间,是对于一个拥有崇尚尊师重道为传统的国家的传统秩序的挑衅,更是对人的底线的突破。恐怕我们难以想象,当老师与学生之间没有信任,只有猜忌,中国的教育会走向什么方向,而培养出的学生又会是一个信仰什么的接班人。中国学者曾对高校的告密现象感慨,“大学是育人的地方,告密与培育合格人才冰炭难容。不告密,是一个人的道德底线,作为学生,更不能欺师灭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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