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黑”和“低级红”暗潮汹涌 中共忧虑的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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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最高级别的理论机关刊物《求是》已连续第七期在封面重推习近平讲话。其中,最新一期乃是他6年多年前对党内高层所说。当时,习近平刚刚登上中共最高领导人位置仅两月,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中共执政的意识形态基石发表了四点个人化的思考。

这是一个极为不寻常的信号,不仅2012年之后的5年,即便是“习近平思想”确立地位后,中共官方也未曾做出这种动作。有人认为这是一时因应中共党内的思想混乱,不过真相可能并不如此简单。综合近期七篇文章可以预知,这是习近平思想从概念到落地的开始,中共极有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彻底充实其理论建构。这将是中共在迎战意识形态执政合法性挑战的理论武器。习近平在过去的6年多时间内,深刻意识到这种挑战的存在,警告亡党亡国的风险,从党内整风到宣传论战,从高校改革再到文娱整顿,都在实践其意图。今天,中共要将这一“概念”重新建树以来,从历史和现实看,这也事关其在整个中共党内的绝对权威和改革能量。

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中共党刊连续刊发习近平有关意识形态方面的讲话引发关注。其中文章提到“既不是僵化教条‘照着讲’,也不是另起炉灶‘另外讲’,更不是改旗易帜‘反着讲’,而是继承发展‘结合讲’、‘接着讲’、‘创新讲’”,这从侧面反映出中共对此前宣传方式中发生过的“低级红”,一些怀揣不满情绪的“高级黑”“伪忠诚”动作有所警惕。

甚至,在2月底中共官方公布的《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中,任何形式的“低级红”“高级黑”都遭到指责为要坚决防止和纠正的偏离“两个维护”的错误言行。

民间造势引发的“高级黑”“低级红”嫌疑

中共十八大后,随着习近平在党内核心地位的确立,中国各地对他的宣传造势不断升级,但过度的拔高吹捧也引发部分受众的反感。然而,中共十九大正式将“习思想”写入党章后,过于吹捧的“高级黑”并未停止,而是以另一种形式卷土重来。

不管是主观意识上的“高级黑”,还是被动的“低级红”,都是对中共意识形态宣传的否认,激化矛盾,产生负面的舆论效果,致使起到“抹黑”的负面作用,遭到禁止。

习近平上任一年后通过反腐树立了权威,这一时期出现的“高级黑”主要表现在通过网络歌曲形成的舆论造势。2014年开始,一批以《习大大爱上彭麻麻》《习大大,街头巷尾都在夸》《要嫁就嫁习大大这样的人》等为典型的网络动漫歌曲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广泛流传。

虽然中国历届领导人也有被写进歌曲的惯例,但习近平成为毛泽东之后第一位在歌词中被直接点名的领导人受到关注。比如邓小平时代有《春天的故事》、江泽民时代有《走进新时代》、胡锦涛时代有《盛世中华》,而歌颂毛泽东的歌曲则直呼其名,如《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伟大领袖毛泽东》等等。

2016年4月北京似乎觉察到上述将原本极为普通的平常之事、分内之事都作为政绩夸耀的宣传引发的负面效应。包括中国官媒新华社和21世纪经济报道等在内的多家中国媒体和机构被告诫不要使用“习大大”这一称谓。

此外,随着习近平上任后“中国梦”指导思想理论的提出,幼儿园和小学都开始要求背诵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甚至出现校长因小学生背不出遭到批评的情况,这种将共鸣理想通过死记硬背“洗脑”的方式引发舆论反弹。事件发酵之后中共党媒连续发文叫停。

有观察者分析称,以脱离实际、过度“神化”的网络宣传方式,已经在违背规律的情况下给民众带来了抵触和反感,造成宣传成效被反面解读的负面后果。而且虚构舆情民意的“高级黑”,貌似服从了高层的指示意念,实则为个人或小群体私利屏蔽合理化意见,拉大理解鸿沟,干扰了相关政策的落实。

地方形式主义的“高级黑”“低级红”

中共十九大后,习近平迎来第二任期,中国各地再次掀起一股崇拜风。贵州省《黔西南日报》曾两度效仿毛时代的宣传手法图文并茂的喊出习近平为“伟大领袖”的口号,由于是毛泽东之后第一个享有此称呼的中共领导人引发舆论反弹,甚至忧虑文革会不会重来。

在理论方面,伴随着习思想写入中共党章,中国教育部还建设了贯彻十九大精神的“万个示范课堂”,推动“习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中国各大高校则纷纷成立学习习思想的研究会、讨论会或学生社团。吉林省长春市出现了“习语录”地铁,将习近平讲话贴满车厢空间,习思想“诵读会”等等。

2018年5月份开始,《梁家河》纪实文学、梁家河大学问课题研究的出现将“梁家河崇拜热”推向高潮。极力高调的宣传将习近平七年的梁家河知青生涯与习近平思想的各组成部分生硬地建立逻辑关系,招致舆论一片愕然。

另一方面,中共《人民日报》海外旗下微信公众号“学习小组”曾于2016年发起“手抄党章一百天”新媒体活动;紧接着南昌铁路局发布的职工夫妻在新婚之夜抄党章的照片,经中国官方媒体作为正能量广为宣传后遭受舆论不满。中国《解放军报》发文反击“高级黑”称“防止抄写党章沦为精致的形式主义”,随后“抄党章”活动中途亦被叫停。

上述种种,对领导人密集“井喷”式的颂扬也好,对中共思想理论的形式化也好,都是一种对内涵的粗暴拔高,把感染式宣传变为机械式灌输,属于人为虚构、矫枉过正、明褒实贬、夸张热情地表忠方式,实际效果并不理想。

概而言之,此轮宣传引发的“高级黑”、“低级红”主要表现在地方政府本着“宁左勿右”的意识,过度宣传和生硬赞扬反而慢慢掩盖了习思想、梁家河等在政治教育上的正面意义,转而变为对领导人个人经历和魅力的阿谀吹捧,一些招致舆论非议的机械宣传更是适得其反。

更进一步讲,无论以何种形式引发的“高级黑”“低级红”,都会造成政策的误读、个人的歪曲,塑造不负责任的政府形象、丑化中国社会的形象,激发民众对社会环境的不安全感和不信任,引发并加重民众的心里焦虑与恐慌。

分析人士表示,识别并预防“高级黑”“低级红”的先兆和危害,不仅要通过制度性法规等措施改善媒体传播环境、提高民众的自身素养及辨别力,更应该加大管理层对于宣传方式的创新与规范,增强宣传媒介的责任意识和专业水平,总而言之,中共只有不断自我警醒,持续深化改革,方能逐渐认识并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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