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倒转六年 复盘中共如何布局意识形态保卫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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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最高级别的理论机关刊物《求是》已连续第七期在封面重推习近平讲话。其中,最新一期乃是他6年多前对党内高层所说。当时,习近平刚刚登上中共最高领导人位置仅两月,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中共执政的意识形态基石发表了四点个人化的思考。

这是一个极为不寻常的信号,不仅2012年之后的5年,即便是“习近平思想”确立地位后,中共官方也未曾做出这种动作。有人认为这是一时因应中共党内的思想混乱,不过真相可能并不如此简单。综合近期七篇文章可以预知,这是习近平思想从概念到落地的开始,中共极有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彻底充实其理论建构。这将是中共在迎战意识形态执政合法性挑战的理论武器。习近平在过去的6年多时间内,深刻意识到这种挑战的存在,警告亡党亡国的风险,从党内整风到宣传论战,从高校改革再到文娱整顿,都在实践其意图。今天,中共要将这一“概念”重新建树起,从历史和现实看,这也事关其在整个中共党内的绝对权威和改革能量。

北京时间4月1日,中共中央级核心理论刊物《求是》杂志2019年第7期刊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署名文章《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引起外界广泛关注和各种解读。然而这并非一个孤立“事件”。

自2019年第1期开始,《求是》以每期一篇的频率接连刊发了习近平的7篇文章。从辩证唯物主义到高素质干部队伍的建设、国家生态文明、依法治国、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以及本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每期覆盖不同领域。

这象征着习近平思想从概念到落地的开始。而习思想的背后,是习近平对于中共意识形态现状的担忧和思考。1989年的六四事件成为中共40年改革开放进程中所经历的一大挑战——西方普世价值东渡给中共正统思想带来冲击,这场风波加紧了中共对西方意识形态的防御。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再到科学发展观,中共提出了一个又一个思想,但这些思想并没有转化成一般理论(the general theory)进入人们的思想深处。

迈克尔·曼(Michael Mann)在其著作《社会权力的来源》中认为,国家权力的结构性要素包括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军事权力和意识形态权力。“意识形态权力”在国家权力中起到“灵魂贯穿”的作用。而中共在国家治理层面的最大短板恰恰就是“意识形态权力”,如何弥补这个短板,应该是中共现任总书记习近平甚至还未上台之前就开始思考的问题。

道路决定命运

早在成为中共总书记之前,习近平就表达过自己对于中共党建以及中国发展道路的看法。2009年9月1日,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的习近平,在出席中央党校秋季学期开学典礼时提及“五个必须”,第一条就是“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及至习近平成为中共总书记,立刻给“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们阐明,“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亦即这次《求是》刊出的《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的内容。很多媒体已经对此做了报道:这是一次距今6年多的讲话,时间是2013年1月5日,场合是中央党校的“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现场。

可见,在习近平的心目中,道路问题和执政合法性一样,是中共必须坚持和捍卫的底线。《求是》刊发这篇讲话时配发的编者按这样描述:这篇纲领性文献“对党内存在的一些深层次思想困惑,对社会上存在的一些错误认识,对国际社会存在的一些歪曲谬读,正本清源,条分缕析,进行了透彻回答,廓清了重大政治和思想理论是非”。

意识形态决定发展道路

如何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持续性和发展性?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所以,意识形态保卫战成为贯穿习近平对内执政的一条主线——无论是反腐还是党建。

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共的官方指导思想,从哲学理念、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层面对中共的意识形态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为中共的建党、革命、建政,以及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都提供了丰富的思想理论资源,甚至重塑了现代以来中国人的话语体系。

正是因为这样,习近平才会在中共已经建政六十多年并充分中国化的背景下,依然奉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强调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地位。

文化是意识形态的载体和具体呈现

十八大后,中共高层提出要加强“四个自信”迎击西方思潮,不仅动用宣传机器推出系列马克思主义相关宣传作品,而且在高校强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共十九大报告不仅提出,“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还指出“文化是意识形态的载体和具体呈现,树立坚定的文化自信,有利于帮助广大人民群众树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有利于更好地宣传和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所以,在提出“三个自信”(即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之后,2014年2月24日的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上,习近平提出要“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之后“文化自信”不断出现在中共高层和官方的话题体系中,并逐渐和前“三个自信”合并成为“四个自信”。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2016年7月1日)上,习近平对文化自信特别加以阐释,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

2019年1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人民日报社就全媒体时代和媒体融合发展举行第十二次集体学习(图源:央视视频截图)

教育与宣传是文化传播的两大途径

如何实现文化自信?当然是依靠文化传播的两大途径——教育和宣传。自2012年以来,习近平等中共新生代领导层多次集体学习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强化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地位。

在宣传方面,习近平2013年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第一次提出意识形态工作是经济建设之外的一项“极端重要”工作,并着手布局对中国新闻媒体进行整顿。他将重掌意识形态的主动权,增强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作为重塑中共党媒生态的重点。

在经过早期的强硬舆论和网络监管、媒体收紧的政策调整,至2016年中国全国新闻舆论工作会议为标志,中共正式进入媒体整顿的高潮,政治导向主导媒体的“党媒姓党”原则,被重新奠定为新闻宣传的“政治正确”。在争议声中,中共高层强硬施加对媒体报道的价值导向引导。

到中共十九大之后,这场持续了五年的媒体整顿行动才似乎告一段落,取得了官方尚还满意的“成果”。在2018年8月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表示“中央关于宣传思想工作的决策部署是完全正确的”,经过五年的努力,主流意识形态得到了巩固和壮大,中共党内思想获得一定程度的统一。

在教育领域,中共最早的动作应该是中办2013年4月下发的“9号文件”(《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该文件警告中国高校教育系统存在意识形态危机。后来互联网流传的高校“七不讲”被指来自这份文件。当年5月,中共持续追加“十六条”,指“少数青年教师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

2018年9月,中国全国教育大会召开,习近平在会上提出 “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并把“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定性为教育的根本任务。这次大会还提出“幼儿园要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这意味着从幼儿园到大学,中国的思政教育真的要“从娃娃抓起”。

2019年2月,官方发布“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方案,要求把习思想“贯穿到教育改革发展全过程,落实到教育现代化各领域各环节”,也指要推动习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 由此可见,中南海对思政领域的关注,是2013年以来中共加强对教育系统思想政治整顿的一系列动作的延续和加码。

所以,不难发现,在“道路决定命运——意识形态决定发展道路——文化是意识形态的载体和具体呈现——教育与宣传是文化传播的两大途径”的逻辑关系之下,中共近年来进行了一系列的运作来布局自己的意识形态保卫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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