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左”“右”习近平不是“左”而是“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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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最高级别的理论机关刊物《求是》已连续第七期在封面重推习近平讲话。其中,最新一期乃是他6年多前对党内高层所说。当时,习近平刚刚登上中共最高领导人位置仅两月,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中共执政的意识形态基石发表了四点个人化的思考。

这是一个极为不寻常的信号,不仅2012年之后的5年,即便是“习近平思想”确立地位后,中共官方也未曾做出这种动作。有人认为这是一时因应中共党内的思想混乱,不过真相可能并不如此简单。综合近期七篇文章可以预知,这是习近平思想从概念到落地的开始,中共极有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彻底充实其理论建构。这将是中共在迎战意识形态执政合法性挑战的理论武器。习近平在过去的6年多时间内,深刻意识到这种挑战的存在,警告亡党亡国的风险,从党内整风到宣传论战,从高校改革再到文娱整顿,都在实践其意图。今天,中共要将这一“概念”重新建树起来,从历史和现实看,这也事关其在整个中共党内的绝对权威和改革能量。

最新一期中共理论机关刊物《求是》日前推出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6年前的内部讲话。在这份被称为习上台之初反映其鲜明个人意识形态的纲领性文章中,关于“两个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等言论此前已获披露,但是在当下这一时间节点旧文重发仍然凸显了习近平的政治偏向。

上台近7年,习近平的真实政治态度倾向在外界看来一直是比较矛盾的。有人称其重启了中国改革开放2.0版本,是邓小平式改革派人物,但其又似乎恢复了相当多的毛泽东时代特征;而反之,这种“矛盾”的逻辑依然成立。或者说,近年中国社会左右对立加剧,但对于一名执政者,很难轻易地以简单化的“左”或者说“右”标签化其复杂的执政行为,否则便很难理解其背后的逻辑。

2019年初,习近平在中国省部级官员会议上强调“七大风险”已被外界关注到其忧患意识(图源:新华社)

习近平是“左”的倾向

尽管6年前的那次内部谈话并没有像今日《求是》这般将全文公之于众,但当时习近平对“苏共垮台”“改革前后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的论述依然不胫而走,且在舆论场引来争论,包括中国自由派对其的批驳,当然也成为外界对这位新任者执政意识的一次窥测,而窥测的结果大概如外界所知——习近平是一个“左”派。

在今天看来,几乎可以说事出有因,在那次内部讲话的4个月后,中国知识分子、自由派媒体与党媒官媒之间突然爆发一场“宪政大讨论”,就在“挺宪派”与“倒宪派”所占据的媒体展开舆论论战之时,中办下发非公开发表的《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即是后来被曝光的“七不讲”的出处。该文件称,要“确保新闻媒体的领导权,始终掌握在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一致的人手中”。以及前前后后的“南周献词事件”,中国自由派媒体接连“倒掉”,自媒体进入舆论“寒冬”,意识形态的红线一路牵至高校,在“七不讲”“十六条”之下,接连爆出中国高校教师“因言获罪”,甚而在文娱领域也出现封杀“宫斗剧”“限古令”等举措。舆论被压制,百家争鸣变成万马齐喑,意识形态的收紧使得外界开始忧虑中国整个政治空气的急速左转。

不单是意识形态领域,习近平上台之初推动的极具毛时代政治风格的“整风”运动似乎是一种更为明显的政治运动。中共在2012年通过“八项规定”“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等连绵不绝的政治运动,以及疾风骤雨式的反腐败斗争,试图去重新锻造中共及其党政官员。这些党政官员和普通党员被要求自觉做到树立“四个意识”“两个维护”,这令不少外界声音质疑这些举措背后有左倾回潮、个人崇拜泛滥嫌疑。

所以说,习近平表达了更多汲取苏联亡党亡国经验教训,确保红色江山不变色的政治表态。在捍卫中共执政的经济基础上,习近平传达出寸步不让的信号, “如果把国有企业搞小了、搞垮了、搞没了,公有制主体地位、国有经济主导作用还怎么坚持?工人阶级领导地位还怎么坚持?共同富裕还怎么实现?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还怎么巩固?”

从政治上,2018年3月份中共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以及更早之前重申“党领导一切”原则,更是打破了邓小平时期至今改革派和自由派的想象,从“党政分工”的逻辑实现“党政分工”加强党的权威这一逻辑的转变。

政治、意识、经济领域的共振,伴随中共宣传部门所塑造的氛围,让外界很难去剥离习近平本身的政治底色光谱,甚至有媒体称其为“红色新儒家”正是体现了这种认知的复杂性。

执政者的“忧患”意识

然而对一个人的评价,尤其是对一个执政者的评价,我们不仅仅要看到这些表象,更要从这些表象里看出原由。

以习近平推进的党内整风运动为例,分析其动因,人们不得不承认近年中共反腐所展示的中共官场的“主义”“信念”,吏治溃败,甚而是在党内存在思想分裂、党内野心家作祟的危险状况,如果不痛下断然手段强力推进,中共可能也会步苏共的后尘。

再以习近平饱受批评的意识形态的政策来看,其对自由派媒体的整顿,对高校的思想政治戒严等等,也是因应当今中国多元意识共存,对中共主流意识形态的确形成了挑战或者说是压力。前些年随着中国网络信息的发展,自媒体的大量涌现,网络舆论已经演变成能够影响主流舆论的一股重要力量,而其中又混杂对中共意识形态形成挑战的人士颇具影响力。

尽管言论控制的确有悖公民自由精神,但所有这一切又不可一概而论,有害信息的泛滥成灾已屡见不鲜,尤其是在整治网络诈骗、散布虚假信息,以及带路党、“标题党”、键盘侠等等恶化舆论生态方面。为了应对这些挑战,防止“灰犀牛”“黑天鹅”的出现,标榜思想建党和“大政府”的中共很难不有所作为。

“左”与“右”只是其“左右逢源”的一种执政策略(图源:Reuters)

其实,习近平全然是“左”的吗?恐怕也不尽然。其上台之初,便屡次强调的“依宪执政”“依法治国”,并将依法治国作为四个“全面”之一纳入其治党治国理论。再如其甫一上台的“新南巡”也被视为是对邓改革开放道路的坚持,及至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宣召新一轮深化改革的开启。凡此种种,又都是攻破其“左”的实证。

事实上,通观习7年来的执政手法,其既不是被贴上“左”“反右”标签的毛的“第二人”,也不是邓的角色“替补”。可以说,于习而言,“左”与“右”只是其“左右逢源”的一种执政策略,所有的动作背后其实都有其现实的逻辑和背景。

“忧”是贯彻其执政七年的一条意识主线。

从习十九大报告中的三大攻坚战之一的“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便可看出,对于潜在不可判的“风险”,其是极为重视、警惕的。2019年之初,经历了大半年中美贸易战及整个国内的经济下滑、社会问题爆发之后,习近平告诫中共体制内的省部级官员们“既要高度警惕‘黑天鹅’事件,也要防范‘灰犀牛’事件”,并提出“七大风险”。针对此次会议,外界认为习近平“草木皆兵”。事实上,这种观点仅是限于当时局势下的一种狭隘判断,如果回头再看这篇内部讲话便可知,影响习近平施政意识的那个关键点不是“惊”而是“忧”。

今天,外界可以摆脱6年前那种依靠一些残缺不全的信息而进行的片面解读,从《求是》刊发的全文看或许有被我们忽略已久的表述。读过这篇文章的人士大概已经注意到,除却已经早已被外界关注到的“两个不能否定”之类的刺激性表述,在习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之后,是“我们的事业越前进、越发展,新情况新问题就会越多,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就会越多,面对的不可预料的事情就会越多。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的论述。

对于一党执政的中国,对于“红二代”出身的习近平来说,其“忧”中共这个百年大党是否能够保证其长期执政的地位。毕竟于一位对中共建党、建政史有着深刻情结的执政者来说,保证“江山不变色”是对其信仰的一种坚守,让他警惕的是,“苏共垮台”的重要原因如今也是对中共的一个巨大威胁。意识形态之于一个政党生死存亡的作用早已不用多说。因此,这也是其执政后收紧意识形态的根源。

对于一个想要有所作为,甚至强调“功不必在我”的执政者来说,不仅是要保证“江山不变色”,更要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判断之下,顺势而为,实现一个领导者擘画的“中华民族复兴”的目标。但在当前国际秩序遭到挑战,中国崛起面临的质疑乃至阻碍越来越多。

而当这所有的问题集中到一个政党,或者说一个执政者的身上,其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方式恐怕也不再是非“左”即“右”的单一选择,而是如其所言,“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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