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危机腐蚀合法性 习近平的国家权力“隐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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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最高级别的理论机关刊物《求是》已连续第七期在封面重推习近平讲话。其中,最新一期乃是他六年多前对党内高层所说。当时,习近平刚刚登上中共最高领导人位置仅两月,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中共执政的意识形态基石发表了四点个人化的思考。

这是一个极为不寻常的信号,不仅2012年之后的五年,即便是“习近平思想”确立地位后,中共官方也未曾做出这种动作。有人认为这是一时因应中共党内的思想混乱,不过真相可能并不如此简单。综合近期七篇文章可以预知,这是习近平思想从概念到落地的开始,中共极有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彻底充实其理论建构。这将是中共在迎战意识形态执政合法性挑战的理论武器。习近平在过去的6年多时间内,深刻意识到这种挑战的存在,警告亡党亡国的风险,从党内整风到宣传论战,从高校改革再到文娱整顿,都在实践其意图。今天,中共要将这一“概念”重新建树起来,从历史和现实看,这也事关其在整个中共党内的绝对权威和改革能量。

习近平多次强调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图源:Reuters)

一般认为,国家权力有四种来源,分别为政治、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不论一个国家属于何种阵营,走什么发展道路,是一党执政还是多党竞争,爱好和平或者穷兵黩武,都不外如此。

也可以认为,这就是政权所以能够存在和维系的本质组成,虽未必需要齐头并进面面俱到,但倘若使政权健康、稳定、持续的发展,则一定不能有所偏废,做选择性的重视或轻忽。

在实际情况中,这四大要素常常是相互影响,彼此随动的,会在执政方主动意志的操作下,阶段性地有所突出。譬如在先军政治的朝鲜,出于政权稳固的绝对需求,政治、军事和意识形态的优先程度会远高于经济发展;而在周边环境安定、崇尚普世价值的西欧诸国,则经济成为主要议题,当然,在极右翼泛起的当下,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权重正不断回升。

之于中国,建政70年来,一则地缘环境复杂,同周边国家均不同程度存在利益重叠和冲突,再则国家体量大、底子薄,发展程度相对滞后,加之领导人的主观判断,使得中国国家权力的阶段性突出更为明显。从毛泽东时期的“阶级斗争为纲”到邓小平时代的“发展才是硬道理”,政治和经济先后成为中共建设国家权力、筑牢执政合法性的绝对主题。

如今历史的周期迎来习近平,这一主题再次体现出独有的时代特色。

稍早前中共党媒《求是》杂志刊登一篇习近平署名文章,题为《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这篇文章为2013年1月5日习近平在新进中共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讲话的一部分,属于旧文重发;同时,该文还是2019年以来习近平在《求是》发表的第七篇文章,三个月七篇署名文章,发文密度为十八大后仅见。

文章从四个层面进行论述,分别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中共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社会主义从来都是在开拓中前进的。”“中共始终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要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践行者。”

要注意的还有《求是》刊发文章时配发的编者按:“(这篇文章)对党内存在的一些深层次思想困惑,对社会上存在的一些错误认识,对国际社会存在的一些歪曲解读,正本清源,条分缕析,进行了透彻回答,廓清了重大政治和思想理论是非”。

同样一篇文章,六年前在十八大研讨班向新进中共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宣讲,六年后又刊发在党内最重量级的媒体头条。足见在习近平看来,这六年“党内存在的一些深层次思想困惑,社会上的一些错误认识,国际社会的一些歪曲解读”已经泛滥严重到了何种地步,甚而形成“重大政治和思想理论是非”。

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中共建政70年至今,政治、经济和军事已有稳定基础,间或产生的波动也多不涉及根本,均在可控范围内。分别来看,政治层面,中共的执政系统是稳定的,特别是十八大后,中共相继启动反腐与机构改革,先在人事器物层面扫清山头隐患,而后通过机构改革等一系列动作,在制度层面重新明确规矩轨范,整个政治结构变得更为牢固;经济层面,尽管目前处于下行区间,内外部环境的挑战不少,但供给侧改革等结构性调整正为经济找到新的动力源,“一带一路”等战略也使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有了更多抓手;军事领域则更不必说,尤其是新世纪以来,装备发展的速度有目共睹,军改汰旧换新,部队活力重新涌现。

唯独意识形态的隐患仍然危险,没有随着国家的发展与日俱减——不只是在社会层面,中共党内也出现思想分裂、信仰动摇的严峻局面;旧的问题未曾消解,新的疑问又渐次产生;不但质疑施政的合理性,甚至冲击执政的合法性。

显著者如历史虚无主义,对于抗日战争、中国革命史、毛泽东、私有制与公有制、中国特色与普世价值等问题的争论从未停止,一些根本性的史观在争论中虚无化,严重影响民众对中共的政治判断和意识形态认知,重创中共的执政合法性。

再如中共党内,或者对共产主义心存怀疑;或者不信马列信鬼神;或者是非观念淡薄,浑浑噩噩度日;或者向往西方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或者在涉及中共领导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等原则性问题时,立场模糊态度暧昧……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这些内部外部的“思想困惑、错误认识、歪曲解读”,共同对意识形态这一基础国家权力造成腐蚀冲击。尤其在一党执政的中国,特别对信仰立党的中共,这样的挑战可以是致命的,如果不能很好解决,造成的严重后果并不会逊色于政治、经济、军事层面的问题。

打通这一关节,也就可以理解,为何习近平屡屡就意识形态发表文章或作讲话,并且着手从教育、宣传、党建等方面入手,试图逐步从根源上解决这一隐患。

窥一斑可知,早在2013年8月,习近平就表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仅2019年开年以来,1月份省部级领导干部“防范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3月份中共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习近平连续3个场合都大篇幅提到意识形态,可见在其心中分量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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