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局:3年动员1000万知识青年下乡 中共在重走老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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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2年前组织超过1,000万人次的大中专学生,以志愿者的形式下乡,参与农村文化、科技、卫生等方面的建设。”近日,中国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发布《关于深入开展乡村振兴青春建功行动的意见》(简称《意见》),被网友解读为新版“知识青年下乡”,引发热议。

1950年代到1970年代,中国共产党曾发起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约2,000万受过中学教育的知识青年被派往农村和边疆地区定居和劳动。这一持续20多年的政治运动影响了一代人的命运,无数中国家庭经历悲欢离合,至今仍有深刻的社会和政治影响。

如今,许多中国网友担心,另一场相似的运动是否正在兴起。

“知青下乡”是历史重演吗

根据网上公布的原文,中国共青团中央的《意见》印发于3月27日,其内容涉及培育乡村本土人才、服务在外人才返乡和动员社会人才下乡等多个方面。

重点项目包括:到2022年,累计动员超过10万名青年下乡,推动农村移风易俗、环境治理、乡村规划等方面的工作;培训出20万名青年致富带头人;帮助1万名青年运用电子商务在三农领域创业就业;组织超过1,000万人次的大中专学生以暑期志愿者的形式开展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引导10万名高校毕业生或外出农村青年返回农村创业就业;动员1万名学生党员、团员下乡兼职基层干部。

这些项目的目的是号召广大青年支援农村,打造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青年工作队伍,“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贡献青春力量”。

《意见》最初并没有引起广泛关注,但在有媒体以《干大事!国家计划3年内动员1000多万青年下乡》的标题推送后,不少网友开始转发和讨论。舆论中将此次乡村振兴青春建功行动与几十年前的“上山下乡”运动进行对应,认为是新版“上山下乡”运动。

只看“知识青年下乡”的宣传字眼,这种讨论和非议在所难免,但如果就此判定两次行动的性质一样,则可能忽视了历史与现实之间的重要差别。

1968年,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此后十年在中国境内掀起了“上山下乡”运动的高潮。法国学者潘啸鸣(Michel Bonnin)所著的《失落的一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被认为是目前对这场运动最全面深入的研究。

潘啸鸣认为,毛泽东发起这场运动有三重目的。一是所谓“再教育”,帮助“知识青年思想革命化”及“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二是恢复1966年到1969年被红卫兵运动破坏的社会秩序,巩固毛泽东的政治领袖地位。三是在经济和社会层面,发展农村和边疆地区,限制城市人口增长和解决失业问题。

相比之下,当前中共发动的乡村振兴青春建功行动,则主要出于经济社会层面的考虑,旨在为乡村现代化引入青年人才。其意识形态层面的“教育改造”和政治层面的“巩固权威”等目的,不能说全然没有,至少不像毛泽东当年那样放在突出位置。

而因涉及千万人规模被舆论特别关注的大中专学生“三下乡”活动,其实自1980年代初已经开始实施。不单是中国共青团中央在开展,中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农业部、文化部等政府部门也在开展。“三下乡”的内容是组织大中专学生在暑期到乡村参与社会实践,目的是为乡村建设提供科技、文化、卫生方面的服务,让学生增进对乡村的了解,与当年让知识青年去农村“接受农民再教育”完全不同。

其次,在实施方式上两次运动也有根本差异。历史上的“上山下乡”运动主要是让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插队落户”,其中短则五年,长则十年,有的甚至在当地组建家庭而终身留在了农村。但当前的乡村振兴青春建功行动,则并不是要求知识青年长驻农村,或者接受改造而变成农村人。

事实上恰恰相反,当前中共希望知识青年给农村带去现代化的技术和知识,帮助农民发展现代产业,在经济上致富,在观念和生产方式上向城市人或者现代人转变。其中重点是鼓励和支持农村人口返乡创业,而城镇人口的参与只是辅助性和临时性的。

这些重要的差别本不应该也不容易被忽视,但当前中国舆论中莫名的不安仍占据上风。

知识青年能振兴中国农村吗

除了对重演“上山下乡”运动的担忧,一些中国网友也对乡村振兴青春建功行动的实施效果提出质疑,认为在3年时间内动员千万青年下乡,影响十分广泛,但实施的目的和过程或存在不少问题。

共青团中央的《意见》表示,该行动是根据中国政府2018年9月出台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制定的。该规划的目的是“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而动员知识青年下乡,则是为该规则提供人才支持。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实施以来,中国已经通过派驻村官大学生、培训新型农民、鼓励农村人口返乡创业的方式帮助农村地区脱贫,但距离实现农村全面现代化的目标还很远(图源:VCG)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是中国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对“三农”工作的整体部署,并与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等重大目标相配合。计划分三个阶段:到2020年,乡村振兴的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到2035年,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

长期以来,中国城乡之间的经济社会状况存在重大差别。改革开放后,中国城乡之间人口流动的闸门开启,城市快速发展,吸纳了绝大多数农村闲散人口。这一过程持续40年之后,中国农村人口大量流失,主要留下老人和儿童,大片农田无人耕作,社会管理机制松动,“农村空心化”问题突出。

按照中国政府的规划,接下来30年农村发展的趋势,是通过完善土地流转制度,改变一家一户小农经济的主导地位,让家庭农场、合作社、龙头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成为农业生产的主力军。在此背景下,乡村振兴青春建功行动号召广大青年下乡支援农村,的确有着现实的需求。

但问题是,在中国农村产业化水平仍然不高的情况下,在3年内动员千万规模的知识青年下乡要如何安置?如此短周期和大规模的人口调配,对地方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市场配置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在本来管理水平就相对低下的农村地区,政府能否承担如此重任?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不单是共青团中央,中国农业农村部近日也发布了《农业农村部2019年人才工作要点》,提出今年要培育100万新型职业农民和100万乡村振兴骨干人才。多部门交叉的人才调配,是否有统一的协调机制?有关部门对中国农村地区行政管理的短板有无充分估计?会不会在实施过程中造成人才资源的耗费,乃至打乱农村正常发展的节奏?

相比于通过政府调配为农村引入人才,早有分析指出,应该从发展农村产业的角度切入。只要打好了农村的产业基础,理顺了市场渠道,自然能吸引资金、人才和技术的流入。但中国政府经常将行政动员能力看成比市场经济更为“优越”的资源配置方式,这些提议难免成为“非主流”的观点。

对农村振兴计划的另一种质疑是,中国是否有必要“全面振兴乡村”?分析认为,中国乡村面积广大,多样化的地理条件限制发展,人口也在加速减少,如果要全面振兴,必要会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其效果反而抬升了治理成本。

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1至2016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37.66%增长到57.35%,平均每年增长1.2%,意味着平均每年2,000万农村人口流入城镇。而即便如此,受人口结构和经济发展形势影响,中国小城镇也在快速萎缩。北京清华大学城市规划专家龙瀛的研究显示,2013年到2016年中国3,300多个城镇中938个都在萎缩,占比28%,这一比例较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多。

未来的情况可能持续恶化。中国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预计,2050年前后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4.87亿,约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而目前中国农村老龄化程度比全国平均水平高2个百分点以上。许多中国人口学者据此认为,中国未来的发展重点应该是大中型城市。也正是在此背景下,“全面振兴乡村”的规划,以及号召广大知识青年下乡支援农村的合理性受到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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