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格空前 习近平为何高调纪念五四运动1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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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天安门广场纪念五四运动的浮雕(图源:新华社)

据中共官媒新华社消息,中共将于北京时间4月30日10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讲话。据悉此次纪念活动规格空前。

五四运动80周年、90周年时,中共也曾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纪念五四,但代表官方发表讲话的分别是国家副主席或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常委,而五四100周年纪念,不仅政治局常委悉数出席,而且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发表主旨讲话。可以说五四一百周年,规格远高于此前。而2019年又恰值中国建国70周年,中共为何如此高调地纪念五四运动?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讲清楚五四运动是什么及其影响。

五四运动是什么

堪称中国近代历史转折点的“五四运动”于1919年5月4日爆发,它深刻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在这场从思想启蒙的新文化运动转向救亡图存的政治运动中,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成为主角,产业工人也第一次踏上了历史舞台。它被中共视为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也被国民党视为辛亥革命的延续,成为国共两党型塑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和中国从封建向现代转型的标志性事件。

历史上的“五四”一直有“小五四”和“大五四”之说。“小五四”是指1919年5月4日那场在北京街头爆发并迅速蔓延至全国的政治抗议运动,它喊出了“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将目标指向北洋政府和西方列强,反对封建军阀的无能统治和列强对中国利益的私相授受,成为近代中国民族觉醒的重要象征。“大五四”,也就是一般人理解的广义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则不仅包括这场政治抗争行动本身,还包括孕育了这场抗争的、具有思想启蒙作用的新文化运动。

辛亥革命后,面对中国饱受列强霸凌,以及北洋军阀等封建保守势力在政治和思想上的复辟反扑,知识分子在思想上为国家和民族寻找出路,对传统文化掀起的批判性反思,成为这场运动的先声。

1915年由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蔡元培、钱玄同等发起“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的思想文化革新和文学革命运动,以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为主要阵地。他们认为中国要彻底地走出帝制,扭转国运,必须从思想文化上进行彻底的改造,必须与保守的政治和思想文化势力划清界限。他们继承欧洲启蒙运动的精神,以“德先生”(民主Democracy)和“赛先生”(科学Science)为旗帜,反对维护专制统治的思想基础孔子学说,提出“打孔家店”的主张。他们还主张男女平等,个性解放,并推崇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

在今天看来,这些主张有些非常片面,甚至可以说是极端,充满了知识分子式的浪漫理想主义色彩,但它确实在当时的中国掀起一场思想启蒙,成为各种“主义”和革命诞生的温床。

藉由新文化运动,各种西方的思想文化和政治主张被引进中国,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受到不同群体的追捧,形成百家争鸣、思想解放的局面。也正是这场新文化运动的大潮,培育出大量具有新思想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形成一股对抗传统政治和文化保守势力的社会力量,在1919年的5月4日这天终于爆发出来,掀起了轰动中外的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从文化走向政治革命

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巴黎和会将战前德国在中国山东攫取的一切权益转交给日本,引发中国民众的愤怒。5月4日,北京13所高校学生3,000余人在天安门前集会,并举行示威游行,打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等标语。北洋政府出动军警逮捕留在现场的32名学生,诱发学生们进一步发动罢课,并于6月3日展开大规模的街头游行,北京的抗议随即得到全国学生、工人和普通市民的声援。在抗议民众的压力下,政府终于释放被捕学生,撤销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职务,并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

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五四运动,作为一场政治抗议活动的五四,一场救亡图存的爱国运动,极大地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勃兴,同时对新文化运动产生深刻的变化。五四之前,新文化运动主要集中在知识分子和学生群体中,专注于文化思想层面的解放和革命。而五四之后,新文化运动开始从文化启蒙走向“政治革命”,不仅青年学生走上政治舞台,知识分子从书斋走向街头,而且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主导的革命运动开始酝酿并最终爆发。

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

作为政治抗议活动的五四运动,第一次使得青年学生在政治抗议事件中担任主体,获取前所未有的声誉。尤其是6月3日军警大批逮捕学生引动社会反应之后,“学生界奇军突起,恍惚成了一个特殊的阶级”。此后十年,青年学生群体作为最为理想、激进的群体,每每走在政治运动前沿,成为社会变革的先锋。当然,学生运动也往往因其过激的情绪化和理想性而产生巨大的破坏力,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一样,都容易经常被利用、劫持和消费,在中国现实政治和政治转型过程中存在致命短板。但即便如此,青年在政治上的觉醒和崛起,是五四最为直接的遗产。

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也由此开始分化。一部分继续留在文化战线的如鲁迅等左翼知识分子积极批评政治,继续国民思想改造,而如胡适等则试图集中精力于深层的文化改造。另一部分则开始积极介入政治,从文化启蒙转向社会革命。如陈独秀、李大钊等走出狭窄的文化圈子,走向社会大众,与青年学生运动、工人罢工、工商阶层等广泛的社会动员结合起来,并形成一股相互配合的“民主力量”,对封建专制的军阀政权进行冲击,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对社会大众进行思想和政治的双重启蒙。总体来说,五四后的知识分子向政治转型,不断激进化成为主流。

国共两党的激进化革命

转向激进化的知识分子和学生纷纷开始走向街头联合,学生运动、工人罢工,不断高涨。比如著名的香港海员罢工、安源罢工、京汉铁路罢工、以及五卅运动。尤其是五卅惨案后,社会思潮更为激进化,国民党、共产党都在苏联和马列主义的影响下开始寻求激进的武装革命。

在五四之前,尽管新文化刊物曾介绍宣传社会主义,但并不占主流。整个思想界对各种思潮都给予拥抱,尤其自由主义,而巴黎和会之后,人们对美国总统威尔逊(Woodrow Wilson)的失望,加上西方自身对自我的反思,以及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都有助于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和俄国革命理论的传播。五四之后,《新青年》等杂志开始以大量篇幅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理论。很多知识分子如陈独秀、李大钊和激进的青年学生,除了宣传马克思主义,还开始组建马克思主义学术社团、政治组织共产主义小组,成为共产党的前身。

因此,中共一直看重五四运动,将其定位为“旧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的原因,很大程度上便是因为五四运动为共产党在1921年的成立奠定了思想、组织和群众基础。中共评价五四精神是“爱国、进步、科学、民主”,这也是中共型塑自身合法性的历史资源。

而五四时期的国民党也受到苏联革命的影响,接受了马列主义的部分内容,以马列主义政党原则改组国民党。1926年,中国国民党组建的国民革命军,正式发起北伐战争,中国从此结束了五四时代,进入到政治革命时代。五四运动由此成为国民党建构自身合法性来源之一。

五四的争议

五四不仅延续了辛亥革命的未竟事业,承载着思想启蒙的历史使命,而且标志着青年学生群体和工人阶级开始作为一个新的政治主体走上历史舞台,知识分子找到理论与现实革命的结合点,同时为国民党的北伐战争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都奠定了必要的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成为各自谋求自身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

但几十年来,围绕五四充满了各种争议。比如,其中一种观点是李泽厚的“救亡压倒启蒙”。他认为新文化运动在五四后发生了转型,批评五四促使国人受民族主义情绪影响变强,而日益激进化,部分新文化人中断文化启蒙的任务,开始把目光转向现实政治,使得“救亡压倒了启蒙”。这对中国最大的影响就是启蒙的缺位,启蒙因此成为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大陆学者不断讨论的主题。另一观点是“五四倒退说”,集中对五四的“激进”与“革命”的批判,认为五四后的激进化革命,影响到中共建国后,乃至批评文化大革命就是继承了五四的革命思维。

当然,两种反思观点,都面对其他学者的争论。比如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秦晖批评“救亡压倒启蒙”在历史上站不住脚,救亡中本身就包含着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启蒙,因此,民族主义压倒自由主义并不能归咎于“救亡”。而五四倒退说,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后对“激进革命”的反思,在崇尚改良、告别革命的思潮下,这种说法可以理解,但正如中国自由派学者资中筠所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打破思想禁区,为各种思潮在中国传播提供了条件,但五四精神本身并不等同于暴力革命,更不通向后来的斯大林主义。

另外,对五四反传统的批评。在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提出国学复兴以来就不断受到批评,尤其是当下中国官方推动传统文化复兴的时代,很多批评将矛头对准五四,认为其激进的“西化”割断了中国文化的传统,而“继承”其精神的“文革”则更甚。但也有很多论者为五四的反传统辩护,将其放在客观历史环境下,反传统与思想启蒙乃是不得不为,并不能与“文革”相提并论。

围绕五四有太多争论尚未厘清,而五四与当下中国社会的诸多现实问题和思想争论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唯有带着当代的问题,重回五四,追问五四,重现那个思想解放、百家争鸣的局面,才有助于深入理解当今的中国。这或许是中共对五四100周年高规格纪念的一种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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