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迎转折点 中国拟方案破“债务陷阱”指控


在第二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上,中国直接回应“债务陷阱”的指控,中国财政部长刘昆表明会致力于“一带一路”的可持续发展,防范债务风险。实则这类争议已有数年之久,其中既反映西方阵营的双重标准,同时亦显示“一带一路”进展至今,中国有必要从基建投资更上一层楼,在全球治理领域多下功夫。

“旧帝国主义”留下烂摊子

过去几年,西方各国以“债务陷阱”为标签,动辄就贬称“一带一路”规划为“新帝国主义”,以经济利剑要挟沿线发展中国家。如果将上纲上线的情绪化说话全数奉还,一样可以质疑欧美日“旧帝国主义”,过去将本国繁荣建基于剥削殖民或人民和资源,去殖民地化后也谈不上偿还“历史的债”,促进新生各国的经济产业发展。

数字会说话,殖民地独立运动已过逾半个世纪,亚洲开发银行(ADB)于2017年“弥合亚洲基础设施融资缺口(Closing the Financing Gap in Asian Infrastructure)”报告仍显示,仅亚洲地区的每年基础设施投资融资缺口就高达4,590亿美元。欧美日指责中国资本“大举进驻”发展中地区,可是自身却拿不出完整的替代方案,枉论说大手笔在地投资。

西方以最狭义“财务帐”下定论

论坛前夕,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便在吹风会直言,西方冠以“债务陷阱”标签,实属不公:“自己做不到,也不让别人做,自己做不好,也不希望别人做得好”。语气是刚猛了一些,但的确最能够表达北京对西方批评的态度,简单说就是损人不利己,而所散发的“负能量”不只是出于一己之私,更是建基于有意无意间所挑选的狭隘视角。

中国“一带一路”规划以大规模基建为主,覆盖高铁、水电、核能、港口等重资本项目。从单纯的财务角度看,基础设施的缺点很多,包括投资额高、建设周期长、短期收益差等,换言之是“吃力不讨好”,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何发达国家都不愿意投资。到了中国填补空缺,西方阵营即立刻算“财务帐”论成本效益,事前就断言必不成功,在各项目启动后就贬之为“债务陷阱”。

中国有“基建狂魔”之称(图源:VCG)

基建不同于一般企业投资,关键不全在于基建自身的回报率,投资方需要将基建所带来的“外溢效应”算进收益亏损帐,在私人企业就是附带的物业和土地升值,在政府而言就是周边居民的就业致富机会。一旦基建群成功触发良性循环,对公私双方都有可观的“额外”回报,足以弥补以至大大超过当初看似是天文数字的基建投资金额。

虽然欧美日已发展多年,对这一套“总体帐”算法了然于胸,但不知为何偏偏要按最狭义的“财务帐”下判断,对中国及发展中地区刻意看低一线。

大马重启项目彰协商精神

其实“一带一路”作为以万亿美元计的超巨型项目,推行中遇上难题绝不为奇,例如“外溢效应”也可以是恶性的,收地拆迁有可能会引发当地居民抗议,最坏情况就是导致项目停工。中国在缅甸密松水电站遇上如此局面,但北京一则尊重缅方政府决定,不会自恃船坚炮利就去“敲叩国门”,二则保持沟通联系,寻求重启项目的解决之道。

回到“债务陷阱”指控,自2018年5月政党轮替后,马来西亚以债台高筑为由,一度考虑取消东海岸铁路项目,涉及数以百亿美元计投资。买卖生意有变卦是常事,最紧要是找到双方都接受的办法,而中方从各层面对马国展开磋商,至2019年4月终于签订补充协议,缩减项目规模和相应的成本开支。由此可见,中方未以巨债或违约金要挟马来西亚,反而是以沟通协商达致共识。

中国作为全球领导的试金石

只要秉持对等磋商的精神,“债务陷阱”一说长久来说自然不攻自破。可是撇除了国际政治的风言风语,“一带一路”经过五六年推进,确实走到转折点上,单是项目融资一项,中国证监会原主席肖钢便推出新书,指出一方面仅依靠“中国方案”行不通,因为审批标准较低而无法吸引发达国家投资,另一方面却不可能完全利用西方主导的国际规则,因为要求过高而未切合发展中地区的实际条件。

肖钢说标准制定问题不容再拖下去,代表“一带一路”已不能止于基建投资的商业领域,应该也必然要步入国际治理的领域,与沿线各国商讨共同遵守的规则体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在论坛上发表演说,提到了“绿色(green)、开放(open)和廉洁(clean)”三个理念的重要性,而确保“一带一路”符合环保和反腐标准,正是中国作为全球领导的试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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