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CN】为什么是毛习?世界大变局给出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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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美欧三方未来的关系版图更清晰地呈现在世界面前时,可能熟悉毛泽东或是喜欢毛泽东诗词的人会不由地感慨这位中国开国领袖的先见之明,因为早在1935年,当长征走完最后一段行程即将到达陕北时,毛泽东登上岷山峰顶,望着苍茫崑仑山有感而发,写下那首气势恢宏的《念奴娇.崑仑》。尤其是最后那句:“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放在今天的世界大变局之下,似乎也不过时。

本文转自《多维CN》045期(2019年5月刊)封面故事《为什么是毛习?世界大变局给出了答案》。浏览更多文章:【多维CN/TW频道

毛泽东—理解习近平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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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今天的世界,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什么叫“环球同此凉热”,同时越来越多的人被那只南美洲亚马孙河流域热带雨林中扇动几下翅膀的蝴蝶所折服。尤其当中国这个庞然大物开始“引领全球治理变革”并试图“成为世界乱象中的中流砥柱”,进而弥补四个赤字时,很多国家的“不适应”、“不舒服”,甚至反感、抗拒随之而来。作为稳坐世界头号大国交椅的美国,自然是其中表现最为明显和激进的一个。

通过执拗与较量来看今天的国际格局,抛开意识形态来审视习近平今天的外交,成了摆在世界面前的一个课题。只是很多人因为放不下利益算计与意识形态,故而不解,所以线性且简单粗暴给中国外交扣上“不再韬光养晦”的帽子,言外之意是,中国这只沉睡的狮子不仅醒了,而且必定会走上霸权道路,给世界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甚至难以估计的灾难。也有人不由分说给习近平披上了黄袍,认为他就是“毛泽东第二”,他的外交就是颠覆现有国际格局,就是“丢掉幻想,准备战斗”。

轻易得出这样结论的人,可以说不仅没有读懂当年的毛泽东,也误解了今天的习近平,基于这样的“不懂”与“误解”,所以更不用说全面、准确认识中国外交今天的主轴,以及它对于世界百年大变局的意义。

理解今天的习近平,尤其是他的外交思想,一个直接的源头,便是毛泽东。在毛时代,中国外部美苏冷战,内部积贫积弱,却也能够在一片乱局中辨识国际格局和自我定位,并提出三个世界理论。到了邓时代,因之于特定的历史阶段,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故而在外交层面更多的是韬光养晦、顺势而为,邓小平本人也并非一个“造势者”。进入到习时代,中国不再是一穷二白,但外部的压力和风险却丝毫不逊色于毛邓时代,但习并没有如邓一样仅仅满足于有所作为,而是选择主动出击,在世界舞台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这是毛习性格、视野、气魄决定的,也是我们为什么将毛作为理解习的直接源头的原因之一。

而当习近平在第二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开幕式上说出“万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时,人们也更加清晰地感受到了毛习同为造势者而非顺势者的魄力与野望。

毛习背后的“三大主义”

湖南韶山一居民家摆设的巨幅照片(图源:多维记者/摄)

但除了毛习两人的性格之外,深根于两人骨子里的理性的民族主义、传统的和谐主义以及包容的多元主义,才是最本质的原因所在。

首先是理性的民族主义。从革命年代走出来的毛泽东,无疑是革命的,也是民族主义的,但同时又是理性的。所以当他一边高喊着《美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别了,司徒雷登》以提高民族自信心,一边也不忘在《论十大关系》中放低姿态,认为“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而且,“将来我们国家富强了,我们一定还要坚持革命立场,还要谦虚谨慎,还要向人家学习,不要把尾巴翘起来。不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要向人家学习,就是在几十个五年计划之后,还应当向人家学习。”

这样的理性民族主义,在习近平的外交思想中也有突出体现。所以就算在十八大上台不久就锁定了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实现方式却不是西方大国轮番崛起时所依托的殖民主义、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习近平时代的中国外交,纵然较此前数十年更加积极有为,但也没有单边地贸然出击,而是在盘析世界格局和当下发展阶段后,力推多边主义,绞尽脑汁地与各国做到互赢。而世界更多看到的,也是中共不断提及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干涉别国内政,以及共商共建共享的义利观。

其次是传统的和谐主义。恐怕没有人否认,毛对于传统文化的尊崇,即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过“打倒孔家店”那场浩劫。正是因为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所以毛从一开始就认定,有着自身特殊历史与国情的中国,必须走自己的道路,中国外交也必须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但这样的独立自主,又不是夜郎自大、盲目排外,因为和谐主义内含着矛盾与差别,和谐不是没有矛盾,而恰恰是在正确处理和协调各种矛盾;和谐也不是没有差别,也不是在消灭差别。所以不管是“一边倒”时期的联苏制美,还是“一大片”时期的反美反苏,还是“大三角”时期的联美制苏,形成“三个世界理论”,任尔东西南北风,中国始终在走自己的道路。如同在文化上,“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在国家的道路选择上,又何尝不是如此?

再看习近平,不仅对于传统文化的尊崇与毛一脉相承,而且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变局,之于中国道路的表达,也更直接。“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所以,“过去不能搞全盘苏化,现在也不能搞全盘西化或者其他什么化。”在这样的基础上,中国的对外方针也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具体来说,不仅要看到现在国际形势什么样,而且要回顾过去,总结历史规律,把握历史大势;不仅要看到现象和细节怎么样,也要把握本质和全局,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不仅要冷静分析各种国际现象,而且要把自己摆进去,在各种关系中看问题。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三观”,所以中国在处理一些国际事务时,往往采取中庸、隐忍、以和为贵的“中国式”处理方式,这也让很多不理解东方文化传统的人直呼“看不懂”。比如在处理中印洞朗冲突时立场坚定而保持克制;在处理朝鲜半岛问题时面临外界的“中国出局论”,不动声色稳坐钓鱼台,以事实证明中国不可或缺;处理“一带一路”在马来西亚等国受阻的挑战时,不受“赖账行为”所激,甚至进一步有限度地让利;当然还有对于中美贸易战从一开始就打定持久战的准备,水来土掩;乃至藉助一带一路的共惠理念,为自己及各方创收之同时,强化己方在纷繁复杂事务中的影响力。

最后是包容的多元主义。“吸取历史教训,反对大国沙文主义”,这是毛泽东1956年9月24日同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的谈话时的核心主题,这篇讲话中,蕴含着毛泽东对历史上和现实中大国兴衰成败经验的洞悉和总结,也具体而微地体现着他对于物质与精神、权力与道德、利益与价值这些看似对立实则统一的关系的理解。面对“中国也许要变成一个帝国主义”的质疑,毛泽东明确给出回答:“绝不会如此!中国共产党是个马列主义的政党,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我们认为,侵略就是犯罪,我们不侵犯别人一寸土、一根草。我们是爱好和平的,是马克思主义的。”

1975年1月,邓小平在向日本朋友解释中国的不称霸政策时,对于毛泽东的长远战略意义讲得更明白:“坦率地说,现在我们这么一个落后的国家有什么资格称霸?问题是三十年、五十年以后,我们也成了一个发达国家,是不是也要称霸?毛主席制定的路线叫永远不称霸,不是讲现在,是讲将来永远不称霸。”可以说,面对世界大国崛起过程中无一例外的攻城略地与模式输出,没有包容的多元主义,很难给出这样的“不称霸”承诺。

当历史的车轮行至东方,当世界的目光开始聚焦甚至锁定于中国,习近平作为这个时代的中国领袖,在处理越来越复杂的对外关系时,也始终在遵从着毛泽东当年“不称霸”的承诺,并因时而变、顺势而为地调节着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节奏与力度。

在“不称霸”方面,十九大报告中明确表示,“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而在节奏与力度的调节方面,习近平时代中国外交更加积极有为的姿态已经是最好的说明,比如从全球治理的参与者到主导者的角色之变,不再避讳中国愈发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既定事实,而且当世界范围内的政客们都在为了一己私利和选举争得面红耳赤时,习近平却在博鳌论坛抛出了时代之问:人类社会向何处去?

虽然在理性的民族主义、传统的和谐主义,包容的多元主义方面,毛泽东与习近平有着突出的共通性,但是作为领袖的习近平,归根到底不是毛泽东,也不会是邓小平,只是他自己,也只能是他自己。因为只有这样的习近平,才能真正成为这个时代的造势者。而当那句“我将无我,不负人民”从欧洲传遍世界时,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主动还是被动,人们已经不得不思考一个被搁置的命题:中国这头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真的醒了,世界究竟会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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