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论:“五四”百年 为“德先生”与“赛先生”袪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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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五四百年,象征当时中国人追求民主与科学精神的“德先生”与“赛先生”,已然成为神坛上的图腾。有别于从爱国主义角度的解读,在两岸三地知识界,自由主义一直在意识形态的高度主导着对 “德先生”与“赛先生”的定义,将五四运动倡导的民主与科学精神与自由主义划上等号,并且逐步成为一种经典论述。

“德先生”与“赛先生”最早是由陈独秀在《新青年》提出,两者的内涵由于政治各取所需,至今已被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主导(图源:新华社)

我们不能说把五四启蒙解释为自由主义是全然错误,因为包括自由主义、激进革命主义与保守主义等思想的杂糅竞逐,同时构成了100年前五四运动的全貌。回到100年前的历史现场,“德先生”和“赛先生”确实是当时那场运动讨论最为集中的议题,这两位被中国知识分子寄予厚望的“先生”切中时弊,直接回应了中国当时面对的专制传统和保守主义,希望透过一种对人权的重新认识,以及建立一种对理性和科学态度的积极响应,改造传统的中国。事实上,在当时,不仅自由主义,包括保守主义、共产主义、激进主义都没有否定这两位“先生”,都认同它们在当时中国社会改造过程中的角色。

但与此同时也必须指出,将“德先生”与“赛先生”窄化为纯然的自由主义解释,也严重扭曲了这场运动的本质。五四运动是一个时代转型的符号,它是近代中国在面临生存危机时的第一次集体觉醒,无数知识分子和政治力量各取所需都在发表对时代的看法,在为中国如何走出生存危机出主意,“德先生”与“赛先生”只是在此期间声音最大、也最为知识分子推崇的两位。除此之外,还有其他更多的“先生”,譬如一直隐身于那场运动讨论的、指向了庶民与国家生存发展维度的更关键的“马先生”(Money)。在更开阔的视域里, “德先生”和“赛先生”,也不只是当时中国面临的挑战,更是那个时期全世界共同面对的考验。或者可以说,中国在“五四”及之后百年在民主与科学上的探索实践,和西方在这个两个问题的发展一起构成了人类的发展实践,在“民主”与“科学”这两个领域,中国人完全没有必要对西方以跪姿仰视。

“德先生”代表的是西方当时正在崛起以及不断修正中的民主精神。对于中国,民主并不是一种陌生概念,但其存在形态与之前以儒家传统思想为中心、异化了的保守主义有着本质差异。

进一步言之,西方的民主概念是一种奠基在个体主义之上的民主,是单个主体为基础的民主;而中国人的民主则是对伦理关系的描述,主体是集体,包括了家庭、族群、各种大小的社会,以及国家。但这并不表示中西两种民主概念是冲突的,只不过侧重点不一样──中国人强调的是社会与家庭的关系,而不是西方强调的个体权利。

不可讳言的是,到了现代,这两种概念确实发生了激烈冲突,而在五四时期这种以现代新思潮呈现在众人面前,且以个体为基础的民主概念骤然崛起。这个态势将意识形态讨论的焦点,从中国传统强调的集体转移到提升个体的权利,背后体现的既是一种城市化的结果,更是由于当时中国专制力量崛起,人权受到极大的不尊重,甚至是对人权的极度侵犯,为强调个体的民主思想注入了极佳的养分。

彼时社会贫穷,相对于西方的船坚炮利,让中国人无法不怀疑自己的生活方式发生了问题,从而建构了中国“传统”与西方“现代”的二元对立格局,救亡图存心切的中国人仿佛只能从中二选一,奠定了五四之后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路线之争。

其实,就算是被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奉为圭臬的西方民主,在20世纪之初也还处于发展状态,英国的女性在1918年才拥有投票权,美国更是在1960年代依然发生民权运动。从世界史的范围来看,只能够说中国参与了当时西方积极进行的民主制度和精神探索。

由于西方民主与中国传统民主概念存在着个体与集体的差异,如何调和这两种探索民主的路径,才是五四运动以来中西之间的差异所在,而不是中国有没有民主和要不要民主的问题。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将民主主义视作普世价值,这点不一定是错的,但将民主主义的理想模式,锁定在西方正在发展且面对各种挑战的既有制度上,并无法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德先生”在中国喊了100年,知识分子若不是对如何实现民主有更深入的研究,而只是将民主抽象地摆在神坛上崇拜,反而是对民主制度现实作用的一种忽略。

中国的民主发展在调和个人与集体权利摸索路径,科学发展则与理性结合推动社会进步,和西方构成了人类的发展实践。图为中共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前立起孙中山画像(图源:Getty)

对“赛先生”的认识也是同样的道理。简单来说,赛先生是西方自工业革命以来,借助理性主义和科学精神,在重商主义的推动下获得的经济成就的概括。

科学是人类从原始社会和封建社会走向现代的最重要机制,亦是透过社会财富积累显着改善人类生活的手段。当人类摆脱原始生活,就是赛先生诞生之时。科学不见得是手中握着智能手机、口中夸谈大数据或AI,包括最原始的捕鱼、狩猎、耕种、观看天文地理,同样也是科学的一种体现。换句话说,如果要明白理性或科学,从人们躲进山洞避雨这件事情,就能看出理性和科学本就存在于人类的基因中。

城市、工具、建筑,甚至是蒸汽机和电子工具,以及中国人早就有的印刷和火药等技術,都是科学与理性的结合物,在人类科技发展史上,中国曾取得过远超西方的辉煌成就。西方的工业革命就是将理性和科学同商业結合之后的成果,这种结合过程就是理性和科学的衍生品。而且西方“赛先生”的发展历程也不是充满光明与光荣,负面的极致就是走上了殖民扩张之路,例如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帝国主义向外侵略,为人类文明带来了重伤与阴霾。

若是戴着西方的有色眼镜,往往看不清“赛先生”之于中国的真实意义。一些美国人近年曾质疑过去几十年中国人为什么能在工业制造方面如此快速追赶,他们总以为工业革命带给西方的优势应该会维持更长的时间。问题在于,这种想象显然是错误认识理性和科学的本质,完全忽视这是人类的普遍能力,只是由于不同的主客观条件和发展阶段,让一些人更早掌握了这种能力,并积极地与物质条件结合在一起。

当然,这样的理解毫无贬损西方工业革命的历史成就,而是为了更好掌握工业革命的历史意义,让更多人发挥理性和科学的重要作用,希望找到更符合现实与实践需要的理性和科学认识。五四运动以来,中国人对“赛先生”的追求,不应该脱离这条脉络來理解。

总的来说,就像前面对“德先生”的说法,只有不断求索如何实现民主才是民主价值的真正发现,而不是将其意识形态化。民主精神的存在只能够是对社会制度起到设计和优化的作用,理性和科学同样是为了提升社会生活的质量,既有着一种认识论的前设,更是对社会进步的一种方法论探索。

百年之后重新看待五四的“德先生”与“赛先生”精神,不应该再停留在意识形态的时代限制,而是需要勇敢地回望五四本身的复杂性,充分理解中国处于新旧转型下的五四,意味的不是历史意义上的断裂,更大程度反而体现的是一种绵延。无论弯路与坑洞有多少,“德先生”与“赛先生”依然在面对现实的艰困探索过程中前行。当代中国人在这两位百岁“先生”面前,不只要袪魅,更要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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