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六四之后 中国大陆五四精神并未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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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5月4日,《凡尔赛条约》签订之后,示威者在北京天安门前集合(图源:VCG)

北京时间5月4日,是中国五四运动一百周年,美国哲学会院士余英时对此发表评论。

香港《明报》5月4日报道,在余英时眼中,五四精神在中国大陆并未消亡,六四后中国出现一批批反对派,包括已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等人发起“零八宪章”,不断有人权律师挺身而出等。此外,北大马克思主义学会2018年声援深圳佳士工人维权事件,成员提到反对不民主是基于五四思潮与传统,也是明证。

新加坡《联合早报》5月4日指出,随着中共努力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中国官方不再像改革开放前那样强调五四运动的造反和抗争意义,尤其在六四事件后,虽然五四仍是青年的节日,但五四运动中学生游行示威、痛打“卖国贼”章宗祥、火烧赵家楼等事迹很少在官媒中出现,五四纪念活动规模和内容也都有了更严格规范。

《联合早报》报道称,不过,中国官方依然强调要继承五四传统,发扬五四精神,并在五四运动“逢十”周年时举行高规格纪念大会。

1989年五四运动70周年,时任中共总书记赵紫阳讲话;1999年五四运动80周年,时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发表讲话;2009年五四运动90周年,时任中共政治常委李长春发表讲话。

资料显示,五四精神指五四运动中的精神。五四的根本精神是什么,有不同看法。在一般的看法中,一种看法:科学、民主。1949年后,中共阐述为:爱国、进步、科学、民主。

五四运动,其主力是学生和青年。中国历史学家林毓生认为应当区分五四精神、五四目标与五四思想。

林毓生以为,五四精神是一种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入世使命感。这种使命感承袭儒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与“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精神,与俄国沙皇时代的读书人与国家威权同制度发生的“疏离感”,因而产生的知识阶级激进精神,以及西方社会政教分离为背景而发展出来的近代西方知识分子多元化专业研究的风格,有很大出入。

林毓生指出,这种使命感使中国知识分子以为真理本身应该指导政治、社会、文化与道德的发展。其最高境界乃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的悲剧精神。

而林毓生认为“使国家强盛”、“自由”、“民主”、“法治”和“科学”为五四目标。

而五四思想则包含“全盘反传统”和“全盘西化”等传统一元论模式的思想。

公开资料显示,五四运动发生于1919年5月4日的北京,是一场以青年学生为主的学生运动,以及包括广大公民、市民和工商人士等中基层广泛参与的一次示威游行、请愿、罢课、罢工和暴力对抗政府等多形式的行动。

该事件起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举行的巴黎和会中,列强将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即山东问题。当时北洋政府未能捍卫国家利益,有中国人极度不满,从而上街游行表达不满。当时最著名之口号是“外争国权(对抗列强侵权),内除国贼(惩处媚日官员)”。

1924年4月19日,时任中共中央委员长的陈独秀和秘书毛泽东联名发出通告,第一次要求各地的中共党团体的组织展开“五一”、“五四”、“五五”、“五七”纪念和宣传活动,强调恢复国权运动、新文化运动,纪念五五(马克思生日),目的在于传播马克思主义。

1939年八路军总政治部、中共中央青委发出《关于部队纪念“五四”青年节工作的指示》,明确指出中共中央青委决定每年5月4日为中国青年节(1949年后成中国大陆的固定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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