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外交官摇篮”争夺战看中国外交两大门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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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4月25日至27日,中国再度在北京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主场外交”——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共计来自150多个国家和90多个国际组织的近5,000名外宾出席,最终38位国家领导人与2位国际组织负责人缔结联合公报。近年,中国外交基调趋于更加积极进取,大规模“主场外交”年年皆有;而统计显示,习近平、李克强年外访均在七八次左右,显示中国外交事务极为繁重。加之,当下中国正处于所谓“百年未有之变局”的战略转型期,其全球利益拓展的现实威胁和复杂多变的非传统安全冲突,尤其是当不可避免地“挑战既有地缘格局”时,中国外交所面临的目标多元化和复杂化,都在考验着中国外事人才的决策和执行力。

也即是说,中国曾经是革命外交理想主义路线的坚定执行者,如今中国外交的现实主义路线越来越清晰而坚定。我们正是基于如下现实:其一、中国以“一带一路”为主的全球战略延伸和利益拓展;其二,潜在的国家利益冲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其三、中国外交人事本身的结构性问题,来分析中国当下外事决策层和执行层的的人事变化,而反过来,这种变化又是如何反映中国外交政策和目标侧重的再定位。

中国外长王毅虽然日语专业出身,但“充实”了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和北京外交学院的学习(图源:AFP)

就像乔治城大学沃尔什外交学院等世界顶级外事学院之于美国的意义那样,中国大陆也拥有自己的顶级外事人才培养基地。事实上,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后,脱胎于中共延安时期抗日军政大学三分校俄文大队的北京外国语大学与1950年代为解决外交人才匮乏而特意筹建的外交学院,在之后的数十年中为中国大陆外事机构输送数以千计上万计人才,成为名副其实的“外交官摇篮”。 然而,长期以来,双方也为“外交官摇篮”之称号争执不休,形成你追我赶之势,如简单论短长而不计较个中迥然不同的风格,恐怕很难看清真相。

新闻发言人——“北外”的天下?

公开资料显示,从1982年钱其琛以中国外交部首位新闻发言人的身份亮相,中国外交部迄今已有30任29人履职过或者正在履职(秦刚曾两次出任外交部新闻发言人)。一个值得关注的细节是,这29人之中绝大多数为外语专业毕业,其中尤其以北京外国语大学(“北外”)出身者居多。

比如说,现任中央外事办副主任刘建超便是北外毕业。曾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陈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就读于复旦大学英语系,后在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翻译班修读。而当年毛遂自荐以一封书信打动校方的沈国放早年投书的对象也是北京外国语学院。此外,曾任驻西班牙大使兼驻安道尔大使朱邦造在文革后期就读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专业,曾长期驻南亚西亚的阿富汗事务特使孙玉玺则同年与朱邦造入读北外英语专业。外交官家庭出身的章启月早年随父在美国就读三年,回国后也曾在北外就读。

事实上,北外校友的确在过去的数十年中在中国外交部新闻司独领风骚。相较而言,外交学院出身的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则只有姜瑜、刘为民二人,显得相对弱势。

不过,北外如今已经很难垄断“新闻发言人”职务,一方面在外语人才培养方面,随着中国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北外很难拥有完全的优势,各地外国语学院纷纷崛起,像现任新闻发言人华春莹便毕业于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另一方面,外语作为一门基本功已经完全不足以应付当下日益复杂的国际局势,这对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于是人们注意到,像目前活跃在一线的陆慷除毕业于南京外国语学校、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外,还获得了新加坡国立大学公共政策硕士学位,曾任发言人现任外交部副部长的秦刚毕业于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而现任中国驻联合国代表马朝旭拥有北京大学国际经济学博士学位。

当然,北外除了培养了大量的新闻发言人外,原外交部副部长傅莹、中国朝鲜半岛事务特使武大伟也是其著名校友,如今站在中美关系风口浪尖的驻美大使崔天凯也曾在北外的联合国译员培训班就读。

有人评论说,北外的大放异彩其来有自。北外隶属于中国教育部,政治性和保密性不强,但是对外交流机会和功能性更强,这就决定了它开放、包容的办学风格。其学生普遍个性张扬、自信,善于交流,这是一大优势。

风格迥异的外交学院

相较于北外,外交学院从其诞生之日起十分明确——为中国外交系统输送人才。作为唯一隶属于中国外交部的全国重点大学和中国财政部6所“小规模试点高校“之一,外交学院的人才培养模式本身便是小规模精英化的。现任中国外长王毅、原国务委员戴秉国以及上述姜瑜、刘为民等人都曾在外交学院就读。

2015年王毅曾出席外交学员成立60周年大会,告诫称“当前,中国外交已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既面临广阔的空间和机遇,也面临复杂的问题和挑战。我们既需要大批高素质、复合型、专业化的合格人才,也需要兼具国际潮流与中国特色的外交理论创新。”

事实上,60年内外交学院培养了包括约300位驻外大使在内的外交人才。但是,正是因为其精英化、政治性,外交学院的培养体系远比“北外”要封闭许多。早在2005年,以鸽派著称的时任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亦为北外毕业)在外交学院建院50周年时提到,外交官的素质起码要有4条,第一要爱国,第二要懂世界,“一个好的外交官不仅要了解世界的局部,也要对全局有总体的认知,懂得某个局部在全局中的作用”,第三要懂中国,第四要会交流。

他当时在检讨外交学院时称,

事实上,为了避免“译而优则仕”的局面,自1980年代至今,外交学院不断调整专业课程设置,保证外语、业务双过关,比如实行“4+2”双学位模式。

此外,从1990年开始,外交学院确立了向中国外交部每年择优输送60名毕业生的惯例。而为了因应当下中国对外交往的变化,熟悉国际法规则和国际经济关系的人才短缺,外交学院又陆续增设了国际法系、国际经济学院。

可以说,北外和外交学院,前者重视语言和交流,侧重翻译人才;而后者则更为政治化,政策性,学风严谨。虽然二者时常就“外交官摇篮”爆发争吵,但二者风格定位却又迥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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