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站:解码“维稳维权”背后 习近平为何再度敏感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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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战的硝烟冲淡了海内外舆论对中国内政事务的关心,以至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于5月上旬召开的中国全国公安工作会议一事,在舆论场内未曾掀起太大的波澜。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也是“统一口径”的正面宣传,甚少对这次会议上习的讲话做出更深的解读。

在这个近几年来中国公安系统最重要的一次会议上,习近平再度谈到了他是如何看待中国民众十分关心、并在中国网络上十分敏感的“维稳”和“维权”关系。

中国政府维稳的目标 是否该是维权的民众

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习近平在此次会议上称“要处理好维稳和维权的关系,既要解决合理合法诉求、维护群众利益,也要引导群众依法表达诉求、维护社会秩序。”

之所以说“再度”,是因为在2014年同样由习近平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习曾首次明确指出“维稳维权”的关系,当时他表示“维权是维稳的基础,维稳的实质是维权,要求完善对维护群众切身利益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强化法律在化解矛盾中的权威地位”。

之所以说“敏感”,因为无论“维稳”还是“维权”,在中国这样一个“威权性质”的国家中,都曾经广泛被政府认为是民众在与政府“对抗”,维权者不仅会遭到“打压”,即使百姓在网络上谈及,也有遭到“禁言”的风险。

但是习近平在2014年和2019年,政法和公安两个“强力国家机器”的会议上,念兹在兹的谈及“维稳”和“维权”的关系,实际上就是想表达他对于以往这两大系统没有清晰处理二者关系的某种不满。

什么是“维稳”,维稳的主体是中国政府,更直接地说就是中国公安系统的警员。他们要维持一个社会的稳定。

何为“维权”,其主体是个人权益遭到迫害的民众,通过正规的渠道他们无法伸张冤屈,就只能通过“非正规”渠道去维护他们的权益。在“非正规”的方式中,最典型的就是上访。例如北京南站一侧的幸福路上,便是中国各地来北京上访者的聚集地。

“上访”的方式就与公安系统“维护社会稳定”的动机形成天然的对抗,因此“公安维稳”与“民众维权”就形成了对立。

再加上,在这个过程中,很多中国警员,会采取极端,粗暴的手段去处理维权,用中共的说法就是“用对付阶级敌人的手段去处理内部矛盾”。例如2018年秋季,大量中国退伍军人从多个省份到北京或山东上访要求解决编制和待遇问题,持续进行他们的集体维权行动。维权现场一度出现当地政府武力镇压维权老兵,老兵使用木棍、灭火器与警察对打的情况。

且不说这些中国老兵的维权理由是否“正当”,但是通过“武力镇压”,显然就是前文所说用“维稳方式应对维权”的典型案例。

对于一部分群体维权事件现场的处置,中共则依然是通过出动警力清场,抓捕带头者等强硬手段以化解眼前的乱局。当维权现场得到平息之后,维权人的诉求一方面得不到令其满意的回应,民众与官方之间的矛盾也因为粗暴的处理方式非但没有缓解,反而进一步加深,给外界留下了批评的口实。

因此在中国政府治理的传统思维中,公安“维稳”的目标,就是那些要“维权”的民众。

习近平在强调“维稳维权”欲破除公安系统的“敌我思维”遗留(图源:新华社)

习的不满与打破“敌我思维遗留”

习近平的观点打破了这种理论“死局”,他在时隔5年的两次会议上,有近乎直接的表述,认为“维权是维稳的基础,维稳的实质是维权”,而能够在二者之间达成平衡的唯一手段,是法律。这被认为是他希望中国公安体系能够尽快转变理念,走进他所希望的中国现代化的手段。

因为“维稳和维权的对立”,本质上是周永康时代中国政法体系的“遗留观念”。

“周永康时代”中国政法体系尤其是公安系统充斥着官僚作风、蛮横手段和“敌我思维”。自2002年周永康担任公安部部长和其后成为政法委后书记期间,在社会治理层面,中国公安系统长期实行高压维稳政策。在这种“管制思维”的主导下,中国的维稳经费不断增加,至2012年,中国的维稳经费逾7,000亿元人民币(1元人民币约合0.146美元),超过军费开支。与此同时,地方公安系统与当地利益集团形成千丝万缕的关系,权力的屁股坐在权贵的一边,罔顾司法正义与社会公平,导致社会矛盾愈发激烈,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冤假错案不断。

2012年之后,习近平曾多次表达了对该系统的不满,要求政法系统工作人员和干警“不要去行使依法不该由自己行使的权力,更不能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这是因为,政法系统的传统行事思维和方式方法,不仅对依法治国构成了冲击,更无法和建制社会下执政党对政法机关,特别是公安机关的要求相匹配。

分析认为,随着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从毛时代的阶级矛盾转变为邓时代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并进在习时代又转化为“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生产力发展不均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公安机关的定位,已经内在地被要求从一个专司打击敌对势力的专政部门,向一个维持社会公共秩序的、能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多层次生活需求的部门转变。

中国政法系统尤其是公安系统,能否继续全面总结周案的深刻教训,从体制、机制和人事等诸方面消除周永康的负面影响,约束与牵制公安过度膨胀的权力,使公安系统放弃“敌我思维”,回归到现代化的社会治理的政治使命当中,就成为中国实现第五个现代化的最后一道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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