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共固权优先 昔日台湾政府对保钓运动的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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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5月15日,美国正式将琉球群岛连同钓鱼岛(台湾称钓鱼台列屿)的管辖权交给日本,还留下仅是将钓鱼岛“行政权”交予日本、但主权争端由相关国家商议的模糊言论,替中日之间的领土龃龉打入更混乱的楔子。台湾大学社团“大学论坛”还在当日印制了一款书签,上书“又一个悲剧的开始”,控诉领土遭出卖的血泪历史再度重演。

对日本和美国来说,钓鱼岛是琉球的一部分,美国于1953年12月公布琉球范围时就将钓鱼岛纳入,并在1957年承认日本对琉球拥有“剩余主权”。接着在1969年美国、日本发表联合公报,宣示将于1972年“归还”琉球和钓鱼岛给日本,这立刻引起台湾民间的警觉。1970年,台湾《中国时报》记者刘永宁等四人冒险登上钓鱼岛,升上中华民国国旗与留下“蒋总统万岁”字样后离去,借此一面宣示主权、一面避免国民党与亲日势力秋后算账。

然而这面国旗很快就被琉球警方拔除,右上角也遭撕毁,并辗转被送回台湾。消息曝光后,立刻引起台湾与海外华人的愤慨,引爆轰轰烈烈的保钓运动。此外,参与过保钓运动的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王晓波也提及,当年保钓除了民国国旗遭撕的刺激以外,美国用“剩余主权”的借口将琉球交给日本,但“日本也曾拥有过台湾的主权,是否仍拥有‘剩余主权’,可以把台湾‘归还’日本呢?”因此美国隐藏的危险法理,亦是激起保钓学生满腔热血的动力之一。

1970年代,美国华人留学生发起多场保卫钓鱼岛的示威游行(图源:腾讯网)

1970年9月,台湾大学校园刊物《大学新闻》,率先以《看钓鱼台的争执〉一文反驳日本拥有钓鱼岛主权,开始激发学生的保钓舆论。接着王晓波以笔名“茅汉”在《中华杂志》上发表《保卫钓鱼台!〉一文,并转载到由美国留学生林孝信主持的《科学月刊》,令亦在关注钓鱼岛问题的留学生更感澎湃,纷纷成立“保卫钓鱼台行动委员会”,竞相发行刊物和举办座谈会,并于1971年1月底,同时在美国纽约、华盛顿、西雅图、旧金山、芝加哥等六城市发起保钓游行,其后又陆续举办多场示威。而海外踊跃的保钓行径传回台湾后,亦激化台湾校园的爱国热情。港澳学生和侨生首先打破国民党的“戒严”禁令,于1971年4月接连前往日本和美国大使馆抗议,渠等举动也很快激励台湾本地学生发起更大规模的抗议,加上混杂对国民党政府在联合国代表席位岌岌可危、对日本又迟迟不抵抗的愤懑,使得保钓风潮一时之间沸腾到极点。

但台湾政府是如何应对风起云涌的保钓运动呢?安排记者登上钓鱼岛的《中国时报》首先遭查处,担任台湾总统府秘书长、又有留日经历的张群,更向蒋介石极力要求彻查背后是否有人唆使,咬定这将影响对日外交。根据刘永宁回忆,幸好采访主任汪祖贻事先告知要在钓鱼岛漆上“蒋总统万岁”,使蒋介石最后认定“他们的行动还是爱国的”,这才令相关人员躲过囹圄之灾。

而台湾与海外学生受到的干扰和敷衍可就大了许多。由于保钓运动初起后,1970年12月,大陆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宣示钓鱼岛属于中国领土,新华社也跟进发表社论谈及此事,令台湾政府怀疑留美学生的行动是否和中共有牵连,便即命驻美大使周书楷安排国民党籍学生混入保钓团体中,以防止出现不利国民党的标语或口号、甚至发生袭击日本驻美大使馆的事件。接着台湾派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三组副主任曾广顺、教育部国际文教处处长姚舜前往美国“疏导”留学生,希冀将之转换为拥戴国民党的爱国行动,没想到此举倒令留学生更加反感。

由于国民党中央和台外交部没给曾广顺和姚舜太多资料,加上台湾政府自身也未积极拱卫钓鱼岛主权,使得两人在美国面对留学生诘问国旗遭毁为何不抗议、中日韩共同开发钓鱼岛油气将损失主权、台湾政府是否想蒙蔽海外保钓消息等犀利的问题时,仅能模糊地答复政府会解决、要求学生们信赖云云,留学生们因而讥讽彼辈只是来“打太极”。而曾、姚两人也苦于无法圆满安抚学生,连忙和周书楷请求台湾政府应尽速强硬维护主权,但台湾仍充耳未闻,只是口头上重申钓鱼岛为中国领土,且对学生运动投以更高的警惕,甚至指示学生应“免为阴谋分子所煽惑”。

对于台湾本地的示威学生,国民党亦严密关切。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主任宋时选认为“上街游行兹事体大,不可行。但在校内,贴海报和游行应无问题”,试图控制运动力度。台外交部发言人魏煜孙、北美司司长钱复也陆续前往校园传达政府立场,并吁请学生“了解政府、信赖政府”。这使各校保钓会不得不声明“拥护政府”以免遭找麻烦,但此举也使部分学生不满,质疑分明是单纯的护国之举,为何要采用“反共八股”话语才能行事。

最糟糕的是,台湾《中央日报》于1971年2月5日竟刊登社论《论日本的军备〉,宣称“毛共匪帮‘反日本军国主义’的口号,在其实质上,是三反路线的副产物”、“更加具体的宣传活动是反对美日合作,尤其是中日韩合作,同时亦反对苏日合作。因此毛共硬要指称日本军备为‘军国主义’,以配合它这种政治宣传斗争。”暗指当前反日保钓的运动是呼应中共宣传,顿时令海外与台湾学生哗然,气愤国民党政府不同情或支持爱国运动便罢,竟然还宁可为日本粉饰。加上1971年3月留美学生集体致信给蒋介石和《中央日报》、要求台湾采取行动保卫钓鱼岛后,竟如石沉大海般毫无回音,不由得让海外学生对国民党大失所望。

进行“保钓运动”的学生曾发行多种刊物宣示钓鱼岛主权(多维记者:张钧凯/摄)

1971年4月,台湾教育部长罗云平呼吁道:“促请学校校长转告学生,不要再做集体游行,或校际之间联络活动,信赖政府,安心读书,才是正常的报国之道”;当学生不畏压力执意游行后,各大学教官或校方高层也继续到场监控或施压,以免运动失控。这些举措都在在显露,比起“外争主权”,国民党政府更在意民间组织蓬勃后是否会质疑政府决策、甚至附和中共,导致动摇自身统治。再说为了巩固“中华民国政府”在国际上的地位,国民党急需美日的支持,自然不愿为了小小的钓鱼岛向“友邦”开衅,因此始终缺乏意愿和实力声索主权。

如此不作为的私心,加上美国尼克松(Richard Milhous Nixon,1913─1994年)企图转变对华政策后,使不少海外保钓学生转而倾向中共,批评国民党“亲美媚日”,更有留学生代表秘密于1971年9月前往大陆访问,让国民党抓到借口,抨击这些学生“与匪唱和”,并将渠等列入黑名单禁止其返台。海外保钓学生也因支持红色中国或国民党与否的歧异四分五裂,尔后分别成立认同中共的“中国统一行动委员会”、亲国民党的“全美中国同学反共爱国联盟”,还有一部分则干脆不愿再涉入政治。

这种无奈的分裂,使王晓波痛陈“国共内战严重的干扰了保钓运动的发展”,也使不少保钓人士醒悟中国若不统一、无尽的内斗将永远无力捍卫疆土,因而在多年后,曾陷入左右对立的各派老保钓人士逐渐合流,共同为维护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而献身。反倒是台湾政府,即使经历了三度政党轮替,国民党和民进党依旧为了争取美国与日本保护,不敢大力保卫钓鱼岛,当前台湾青年也多半不熟稔过去的保钓岁月,徒令昔日激昂、今时渐老的保钓学子嗟叹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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