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皇禁令之下 为中国人发声的西方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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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中国大陆官媒首度刊登梵谛冈国务卿的专访报道后,5月14日,在中国北京、汕头的两位主教前往意大利米兰,和教廷国务卿一同参加天主教大学的公开活动,这也象征大陆正逐步融入普世教会,也是去(2018)年9月中梵签署主教任命临时性协议后的一大进展。回首过往中国与天主教的交流,由于教皇克勉十一世(Pope Clement XI,1649-1721年)颁布的禁令,近百年来可说是血泪斑斑的教难史。不过在禁令下达之初,肩负中西文化交流重责的耶稣会(The Society of Jesus),曾奋笔疾书向教皇解释“利玛窦规矩"在中国传教之重要性。

中梵签署临时协议后,中国北京主教举行洗礼活动(图源:AP)

1582年,耶稣会会士罗明坚(原名Michele Ruggieri,1543-1607年)与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年)抵达中国广东,拉开天主教在华传教的序幕,天主教在华传教一度曾蓬勃发展。利玛窦为尊重中国民众传统祭孔祭祖习俗所订定的“利玛窦规矩",让其在中国传教相当顺利,到1664年累计来华传教士有82人、全中国教堂有156座,教徒高达24.5万人之多。不过期间梵谛冈对于“利玛窦规矩"的态度经常犹疑又反复,曾下达禁令但又解除。清朝建立后,康熙八年(1669年)康熙帝颁旨为传教士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1-1666年)平反:“恶人杨光先捏词天主教系邪教,已经议复禁止。今看得供奉天主教并无恶乱之处,相应将天主教仍令伊等照旧共奉",故康熙初年可说是天主教在中国的蜜月期。

随着来华的道明会(又称多明我会,Ordo Dominicanorum)和方济各会(也称方济会,Ordo Fratrum Minorum)的传教士人数越来越多,他们发现了耶稣会在华传教的独特方式,认为这违背天主教的教义传统,而反对明末以来耶稣会会士容许中国教徒祭天、敬孔祭祖的习俗─即所谓的“利玛窦规矩",引起梵谛冈的介入。当时欧洲舆论普遍认为,中国的儒教不算是宗教,只是一个世俗的哲学,因其不符合西方宗教的标准,教皇也认为儒家的祭祀与天主教教义冲突。于1704年12月,教皇发布禁令:“教皇命令,这决议由安提阿教区主教铎罗(Charles-Thomas Maillard de Tournon,1668-1710年)和中国及其他东印度国家教皇巡视员带去,并随带另外一些看来是必要和适当的指令。目的是要让他和大主教们、主教们,或者其他那些已在当地,将至当地的逗留者、传教者,仔细地阅读这份决议,以便让各传教修会现在哪里,和无论何时在哪里居住的传教士们共同遵守,而不管他是属于哪一个修会 哪怕是耶稣会。他们必须保证让那一地区的所有基督徒都遵守决议。不守此令者,将被处以绝罚(破门律)。"教皇的禁令ㄧ出,随后清政府也针对传教人士发布相关的传教禁令,于是双方开始了近代以来的对立和冲突,成为禁约、禁教和百年“教难"的导火线。

在中国清政府与梵谛冈对立的氛围下,耶稣会会士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1674-1743年)为了让教皇与教会了解,在中国传教的特殊性是有其必要的,于是他开始翻译中国书籍。在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1602-1680年)出版《中国图说》后大约过了60多年,1735年杜赫德编写《中华帝国志》,全名《中华帝国及其所属鞑靼地区的地理、历史、编年纪、政治和博物和西藏、朝鲜之地图与概况》(Geographical, Historical, Chronological, Political, and Physical Description of the Empire of China and Chinese Tartary ),刚出版就轰动全欧洲,为“西方汉学三大奠基之作"之一。

杜赫德《中华帝国志》封面,左边为盗版封面(图源:《中华帝国志》书影)

杜赫德编写此书的动机,是要为中国辩护,证明中国文化与基督宗教能够彼此兼容,打算翻译中国书籍并编辑成册,透过这样的方式让中国人在欧洲世人面前发声。除翻译中国古籍外,其书另一部份的资料多是16到17世纪欧洲传教士们有关中国之调查报告编纂而成,供稿人多达27人,且都有留下姓名和资料,其中有22位法国人,另外有8位供稿人在1735年前出版了29部著作。这些资料来源,为这套书提高不少可信度,在欧洲人眼中耶稣会士就像是个“中国通"。

书中内文还注意到中国朝代的转换,从明朝到清朝、满汉政权间的不同,内容章节不像《中国图说》以基督宗教观点为主,而是脱离教会中心式的论述方式。第一卷讲述中国地理与历史、第二卷是中国的社会与文化、第三卷是中国的宗教与科学相关知识,详尽说明古代中国人的信仰、对于佛教、道教和一般道德的态度。最后一卷是归入满洲帝国版图或附属地区,像西藏、朝鲜、鞑靼(蒙古满洲地区)。书中内容主要驳斥天主教教会将中国人视为无神论者,以及把所有古代中国文化社会视为迷信的观点。

这套书完成后,主要面向三个读者群:教会上层人士、法国王公贵族和经商贸易致富的资产阶级。这三大读者群基本上都支持当时欧洲各国的海外事业,同时也是维系耶稣会海外扩展的资助人与保护者。《中华帝国志》提供欧洲人有关中国的最新知识,其影响力一直持续到19世纪后,一般非教会人士和汉学家对中国文化与社会制度的认识,都相当依赖这套书的内容。

1684年间,有欧洲科学院院士对于中国感到好奇,提出了不少问题但在当时都没有获得解答,《中华帝国志》的出版正好回答了当年科学院士们的疑惑,像是耶稣会会士有无测量中国经纬度、中国最好的鸟类、茶叶种植、有无香料、京城等大城市规模、桥梁设计、矿产、军事等。《中华帝国志》的内容不再偏重宗教,提高不少中国日用民生的比重,让欧洲人能够更认识日常、民间的中国。

《中华帝国志》呈现了世界的同一性,认为中国的社会制度是个模范。这是因为这些来华的欧洲传教士所见到的是一个幅员辽阔、在社会治理与伦理秩序上都相当良好,又历久弥新的古老帝国,盛世的中国给予传教士深刻又美好的印象。虽然杜赫德终其一生未曾离开过巴黎,但是他透过教会同僚们所撰写的资料,编成一部内容丰富的书籍。杜赫德试图透过本书说服教皇,中国是一个足以接受基督宗教的成熟文明,但是思想家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年)认为,虽然杜赫德向世人宣传中国的美好,这反而证明了中国并不需要基督宗教。《中华帝国志》让欧洲人思考,或许人类无需依靠基督宗教也能够成为一个良好的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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