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文明对话 习近平道出了何种“文明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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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中后叶至21世纪初,世上不同文化圈之间因政治意识形态或经济问题时有纷争,特别是已故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1927─2008年)揭示“文明冲突论”后,彷佛文化相异就势必产生摩擦,“文明冲突将是未来冲突的主要模式”。不过,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反对这样的叙事,近日他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讲话上提到,亚洲人民有三个期待,希望亚洲能和平安宁共同繁荣开放融通,并举中华文化的“兼收并蓄”的特质,证明中国有能力“亲仁善邻、协和万邦”。

当地时间2019年5月15日晚,亚洲文化嘉年华在北京举行(图源:新华社)

自 “地理大发现”以来,原先因地理环境阻隔的各地区,随着西欧重商主义的发展逐渐串联起来,特别是在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与掠夺殖民地,基于对廉价劳动力、原料和商品销售市场的需求,全球笼罩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经济宰制下。这些国家积极向外输出“白人文化至上”的欧洲中心论,用社会达尔文主义将殖民行为合理化,并塑造现代的消费文化,以维持资本主义的运作模式。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Max Weber,1864-1920年)著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说明资产阶级的财富积累,是由于节制消费与强调劳动观念,而这些行为都是受到上帝所祝福的。即使因为个人际遇或经营不善造成的贫富差距,也被视为是上帝的旨意,其合理性不容许挑战或质疑。后来,资本主义的逐利性被大幅的放大,资本家会利用各种政治机会与非理性活动来攫取利益,达到利益极大化。当掌握生产资料的资本家以金钱赎买城市自治权或透过选举掌握政权后,这种商业逐利性也就上升到国家行为─追求称霸,而且是零和博弈关系,形成了国强必霸、你死我活的国际关系现实主义

自中共建政以来,中共高层也不断强调和平共存与绝不称霸的原则。1953年周恩来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当政治动荡(文革)告终,邓小平于1978年宣示推动改革开放前夕,发表《实现四化,永不称霸》:“如果中国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就不能实行霸权主义,仍然属于第三世界。如果那时中国翘起尾巴来了,在世界上称王称霸,指手画脚,那就会把自己开除出第三世界的‘界籍’,肯定就不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

改革开放启动后,象征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生产力的 “告别革命”,即使是面对1980年代末的苏东剧变,邓小平在六四天安门事件后提出“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以及再一次宣示“永不称霸”的国际对外战略方针。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国大陆的综合国力逐渐厚实,中国领导人多次强调不欣赏也不会实行欧美国家崇尚的现实主义“霸道文化”。胡锦涛时期的国策“和平崛起”、“和平发展”,与2008年北京奥运开幕式上不断吟咏“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将“”字的字形不断演变,从头到尾贯穿开幕式表演,在在向世人宣告,中国大陆对内的和谐社会,对外也是和谐世界。北京奥运主题口号“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One World One Dream),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可谓异曲同工。借鉴儒家文化,中国大陆不断借各种场合宣传中华文明的核心理念。

2009年2月,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访问墨西哥,他认为在国际金融海啸中,中国能够基本解决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已经是对全人类最伟大的贡献,然而,“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意指中国迈向富强的过程中,不会重走过去西方的老路。迨习正式接班掌权后,他重申“文明在开放中发展、民族在融合中共存”的王道文化,更是有别于西方的霸道文化。

2019年5月,北京世园会中华园艺展示区的传统中式庭园(图源:VCG)

从2016年,习近平在庆祝中共建党95周年上的讲话起,再到2017年中共十九大修改党章,“文化自信”成为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 之重要组成部分。5月15日,习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提到,亚洲人民期望能有和平安宁、共同繁荣、开放融通的亚洲,实则对应政治军事安全上和平共处,经济发展上的互利双赢、共存共荣,以及中国文化上的兼容并蓄的包容性,他更严词批判刻意将文化做出高低优劣区分的行为,强调“深化人文交流互鉴来消除隔阂和误解,促进民心相知相通”,显然是反对流传甚广的“文明冲突论”而来。同样的,中国也在尽力消解诸如“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的论调,以形塑“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号召,彰显中华传统文化“四海一家”概念,中国与世界各地休戚与共。

无论是文化自信或是文明自信,当苏联解体、冷战体系不复存在,国际社会已进入新的多极化体系。过去反对特定意识形态、将其妖魔化所形成的思想桎梏与枷锁,或以“文明”为由人为地制造区隔与对立、夸大“冲突多于合作”的一面,如今看来都不是太过理性的态度。尽管中共建政70年来犯过的错误不少,内政上诸多政治运动也曾造成人民的苦难,但总体来说还是在纠错中往正确的方向前进,国际社会不妨以开放的胸襟相信这些汲取自中华文明的信念。未来的世界将更加复杂多元与瞬息万变,当中国开启与亚洲、世界各文明的对话,以发展的眼光观之,无疑是寻求更多合作的可能。对亚洲乃至于全世界来说,新的机遇到来,应是一次破而后立的改变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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