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提速“航母计划”中国会成为首个“海陆权大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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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曾任中国舰船研究院副院长的尤子平在随刘华清访美期间首次登上了美国的航空母舰。尤子平回忆道,当时在美国考察的最后一天,代表团连续参观了美国海军的“福克斯 ”号导弹巡洋舰、“塔拉瓦”号两栖攻击舰和“小鹰”号航空母舰。虽然美国海军接待隆重,礼遇甚高,但技术露底不多。但就是这样一次参观,让中国政府开始萌发要建造航母的决心。11年后的海湾战争和1996年台海危机,更使中国的“航母计划”加速。

今年5月份,据一批商业公司的卫星照片显示,上海江南造船厂内一处建造平台上的船只建造项目,就是传说中的中国第三艘航母。这张卫星照片的拍照日期是2019年4月17日,提供有关照片的是位于首都华盛顿的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2018年11月26日中国官方新华社首次透露,中国的第三艘航母正在研制。

不过,自那以来中国第三艘航母的建造动态外界无从知晓。照片显示,半年来的航母工程进度明显加快。根据卫星照片显示,中国航母一旦建造完成将是亚洲最大航母。

第三艘航母的新闻为今天硝烟未停的中美贸易战添加了一份“狼烟”的味道。

随着第三艘航母的“面纱”逐渐揭开,如果再考虑包括“一带一路”在内的一系列政策,一个大胆的猜测在东西方学者中开始盛行——中国会否成为一个潜在的海陆权并重的“超级国家”?

自海权理论创始人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1840—1914年)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及相关著作发表近百年来,海权问题成为军事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学人广泛地将英文 sea power 的概念转译为汉语“海权”。

尽管今天“海权”的含义在不断丰富,但是最直接的意义上是指一个国家运用军事力量对海洋的控制能力,这种能力的直接体现者就是海军。

相对海权而言,陆权是指国家运用军事力量对陆地的控制能力,直接体现于陆军军种。所谓的“陆权主义传统”是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甚至一种文明因为生存安全的缘故,长期选择了陆军军种作为国防的主要力量。

对于中国而言,历史上就是一个最为典型的“陆权国家”,对中国来说,真正意味着“海国时代”来临并激发起其海洋意识的历史性事件,是后发的殖民海洋强国英国的强势叩关(1840年鸦片战争)。这场冲突可追溯至1793年英王乔治三世(George William Frederick)派遣乔治•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勋爵率领英国使团来华寻求自由通商所引发的两个世界的撞击。

这场历史性的对话绝非单纯的礼仪之争,而是崛起的工业强国与停滞的农业大国、主张商业自由的海洋(贸易)帝国与奉行闭关锁国的陆上(农业)帝国、开拓商品市场的资本主义条约体系与维持政治权威的农业社会朝贡体系之间的冲突。这场战争改变了长久以来陆权帝国视海洋为天然安全屏障的固有意识,更催生了中国士大夫阶层的海权意识。

历史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往往狭隘地局限于观念之间的冲突。虽然东南“海洋压力”与西北“边疆压力”已突显出近代中国地缘政治经济战略全面调整的必要性,但当时的中华帝国内部却产生了一种观念的对立。这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海防”与“塞防”的大争论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当1871年沙俄占领伊犁和1874年日本出兵台湾地区在时间点上相重合,从而导致“倭逼于东南,俄环于西北”这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数千年未有之强敌”的时局时,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海防优先”与以左宗棠为代表的“塞防优先”之争在所难免。

设想一个情况,如果中国军队在未来拥有6艘航母,一个古老的陆权国家开始掌握庞大的海军力量,而“一带一路”战略又在经济上开始发力,中国有可能成为人类历史上首个海权与陆权并重的“超级大国”。相比之下,美国,以及工业革命时代的世界霸主英国、荷兰都显然是典型的海权国家,而苏联尽管实力强大,但是轻工业基础的匮乏很难让人将其视为一个完整的“超级大国”。

从甲午战争以来,无论是清政府,还是北洋政府或者国民政府,海军力量一直是中国政府最为薄弱的一环。但是中共显然想改变这种缺乏“海上话语权”的境况。2017年,中国解放军号称全面启动“脖子”以下深水区改革。最为外界关注的是军方正大力提升海军地位——不管是硬体装备,还是人员编制。

目前中国解放军海军兵力23.5万人,将增员至多少暂时不得而知,不过增加海军编制已经成为必然。2017年2月15日,解放军陆军第26集团军摩托化步兵第77旅举行转隶海军大会,现场所有官兵均身穿海军陆战队迷彩服,表明该支陆军王牌部队将转型为海军陆战队。有未经证实的消息称,中国海军陆战队的规模将从2万人扩充至10万人,一些海军陆战队将派驻海外,包括吉布提(Djibouti)和瓜达尔港(Gwadar Port)。同年2月7日,对台主力陆军第1集团军第1师已经启动改革,将在“新体制”下提升战斗力,暗示该师已转隶海军。

除此之外,驻辽宁锦州的原沈阳军区40军、驻山东潍坊的原济南军区26军、而驻云南昆明的原成都军区14军的部分兵员,将就近编入北海舰队、东海舰队及南海舰队,配合战区要求,充实上述海军陆战队的力量。这并非中国军队改变的全部。

我们已经知道,在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发起的这轮军改中,解放军之前的体制结构已经被打破——原有的“四总部”划分为军委直属15个职能部门,七大军区变为五大战区,海军的重要性正在悄然上升。最明显的例子是,2017年1月25日,原任北部战区海军司令员的袁誉柏任中国解放军南部战区司令员,为首位担任战区司令员的海军将领。

对于那些担忧中国海军力量的国家而言,“第三艘中国航母”并不重要,关键在于“第三艘航母之后,中国还打算建造几艘航母”?

海军是国家海洋战略力量的核心部分,是海权必须依托的军种,这正如sea right必须以 sea power为依托一样,但它却不是国家海上战略力量的全部。

战略力量,不管是在陆地还是海上,是对敌方具有总体打击能力的军事力量,因此中国的海上战略力量就不应当是海军单一兵种的事,它应当是随世界军事技术变革而发展的国家防务力量的总体表现。

从二战开始,海战已成了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之一。国家战略力量更多地通过海军表现。航空母舰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出现的最具海上作战力的战舰,之所以如此,并不在于它的大小,而在于它首次明确地打破兵种界限,将战船变革为集陆海空战斗力为一体的立体作战平台。

这时表现于航空母舰的战斗力,已不再只是海军舰艇的单一战斗力,而是一种集陆、海、空、电子通讯等军种为一体,并通过航空母舰这一巨型作战平台在海上机动发挥的新型战略力量。航空母舰及其航空母舰作战体系所表现出的战争力量已不再仅是海军的,而是国家的战略力量。

对于美国而言,也正是因为看到今天中国成为“海陆权并重”超级大国的可能性,看到中国航母,5G,高铁等产业的高速发展,方直接促成了此次已经演化为世纪级别对决的“中美贸易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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