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国光:剖析习时代中共权威主义下的精英更替

撰写:
撰写:

自2012年中共十八大习近平正式接班,出任中国最高领导人之后,其用人选人的标准、领导风格倍受外界关注,学者称这是“权威主义下的精英更替”。受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邀请,当地时间5月20日上午,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政治系历史系教授、中国研究与亚太关系讲座教授吴国光在台北政大国关中心,发表题为“The Circulation of Elites in Xi Jinping’s China: Political Practices, Policy Implications, and Possible Theorization” 的演讲。

当地时間5月20日上午,台湾政治大学国关中心邀请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教授吴国光发表演讲(多维记者:許陳品/摄)

吴国光提到,习近平在上台之后,特别是最近4至5年内的政治菁英更新程度非常大,在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25名委员中,除7名政治局常委,其余18人中有16人均为新进“入局”;在31个省市自治区一把手层级,31名中有25名是新任,换血幅度相当大。地方党委不断有旧人出局、新人入局,而中央部委在习时代的重要性相对边缘化。这种非常快速、幅度非常大的精英更替,其原因为何?这是吴国光想谈的第一个面向。

吴国光称,探究中共现阶段的人事暨干部政策,“出局者”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届龄退休,省部级副职(副省级)60岁、省部级正职(正省级)65岁退休。在江泽民、胡锦涛时期曾大力推动干部年轻化,如江上台后大力提拔新人以巩固权力,出现30余岁就晋升副省级职位的情况;胡是共青团出身,共青团干部在年龄上本身就具有优势,于是胡可以大量提拔年轻干部,不过这也使得习近平无法仅仅依靠年龄来让旧的领导干部“出局”。

习的第二个重要手段是反腐,特别是在习上任的第一个五年任内,反腐力度很大,使很多副省部级以上干部落马。即使反腐在后毛时代比较被轻忽,但口号、机制还是在的。过去中共干部的任用机制是能上不能下,在习时代却出现了降级。于是出现不到退休年龄、不被反腐波及的干部被边缘化。具体的例子是,某省委第三把手,已在省委常委的位子上多年,照理来说应该出任省长或省委书记,最后却转任正省级的政协主席,属于明显的明升暗降。另一种则是转任边缘部门,例如胡时代的中国政坛明日之星、曾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的陆昊,任黑龙江省长时是全中国最年轻的省长(46岁),却在中共十九大后转任自然资源部部长;再如保留正部级、职位却明显被贬,以2013年出任北京市长、2016年却转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的王安顺,都属于被边缘化的例子。

有人降职就有人升职,这些获得晋升的人又是从何而来?吴国光观察,习近平上台执政后,“嫡系人马”有所谓“七组人”,也代表习在进中央之前的生命经历,各个阶段也密切联系。一是出身“红二代”者,例如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全国人大常委会主任栗战书、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主席布小林。二是出身、籍贯或任职于陕西,分为两支,首先是曾在陕西任职的地缘关系,如广东省委书记李希(前陕西延安市委书记)、吉林省长景俊海(前陕西省委宣传布部长)、河北省委书记王东峰(出身陕西)、外交部党组书记齐玉(出身陕西)、中纪委书记赵乐际(前陕西省委书记)。其次是习近平曾于陕西插队当知青(1969─1975年)的时间里,与习一起下乡插队、同甘共苦的王岐山,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陕北知青的标兵)。

三为清华大学校友。1975─1979年,习在清华大学化工系学习时的同侪、现任中组部长陈希,以及现任陕西省委书记胡和平(清华水利系)、北京市长陈吉宁(清华土木与环境工程系)。四是习从河北正式进入政坛、任正定县委书记期间,与邻近的无极县委书记栗战书结为好友;时任《人民日报》驻河北石家庄的记者杨振武,习上台后出任人民日报社总编辑、社长,现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

五是习近平在地方任职时间最长的福建省(1985─2002年)。习历任厦门市副市长、宁德地委书记、福州市委书记、福建省长。从福建到浙江期间的官员,吴国光称其为“双重嫡系”,最受到习的重视,如北京市委书记蔡奇、中宣部长黄坤明,均在中共十九大时进入政治局。另外像是国家发改委主任何立峰(曾任厦门市财政局长)、海南省委书记刘赐贵(曾任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长)、中联办长宋涛、中央网信办主任庄荣文、公安部常务副部长王小红、公安部纪委书记邓卫平、公安部副部长兼国家移民管理局长许甘露、公安部副部长林锐,都是直接从福建提拔上来的官员。

六是习近平在浙江培养的之江新军,也是习在地方治理上最重要的一支力量,其中进入政治局的有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昔浙江省委宣传部长)、上海市委书记李强(昔浙江省委秘书长),还有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的夏宝龙(昔浙江省委副书记)、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昔浙江省委副秘书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慎海雄(曾任职新华社浙江分社)、吉林省委书记巴音朝鲁(昔宁波市委书记)、江西省委书记刘奇(昔温洲市长)、上海市长应勇(昔浙江省委纪委副书记)、山东省长龚正、辽宁省长唐一军(昔宁波市委副书记)、山西省委书记楼阳生(昔丽水市委书记)。

七是习近平在上海任职期间的班底。不过上海情况比浙江复杂,所以很难判定到底晋升的干部是习真正的“嫡系”或有其他背景,不过有个人很特殊,不管他原先背景为何,现在已取得习的绝对信任,就是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祥(昔上海市委秘书长)。

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政治系历史系教授吴国光(多维记者:許陳品/摄)

吴国光称,像习近平这样完全从自己生命经历中各个阶段找和自己有交集的人,成为当今中国政坛主流,这在中共党内是相当少见的,习在任用亲信上,也比毛、邓时代更明显。除了在政治局层级大多都是习的亲信,而在较低阶层上,形成“cascade impact”,大瀑布之下有许多小瀑布,意思是在习的主要派系底下,还有很多他所信任的重要人物,其下有自己的人马,例如王岐山在北京市长任内的旧部,快速被提拔为甘肃省委书记的林铎(前北京市西城区区长);另外一个则是栗战书,其下有陕西省长刘国中,刘在黑龙江任职副省长时与栗战书有交集。吴国光解读,习在用人方面相当乾纲独断,对非常重要的亲信之下属也非常警惕,例如要求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局长张茅届龄直接退休。

对于位处非常边缘的官员,吴国光称其有“bandwagoning effect”(西瓜效应,又译为从众效应,指迅速见风转舵),利用特殊表现引起习的关注,例如李鸿忠与陈全国。李、陈二人皆在中共十八大前就已任省委书记职位,在施政中都各有特点。

总的来说,中共过往最高领导人,自毛泽东、邓小平以降,一直到江、胡、习执政时期有几个特点,一是非主流派系的上升空间逐渐窄化。虽然毛时代对整个社会控制非常强,但对党内各个山头分别照顾,掌握不那么强势,故非主流派系的发展空间比现在大。第二,最高领导人对人事任命的关注大幅增加。过去毛并不在意出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人选,习则是对人选有相当认识了解后才会任命。三是产生了许多非常规化的晋升路径。胡时代官员任用的常规化非常明显,如今则是地级市政协主席可以转任市长或市委书记,或升任省长、省委书记,从非常边缘的位置调任要职。四为资历不再是优势,甚至是十八大之前的资历可能会成为晋升的劣势。例如,今天只有两位省委副书记是在习任最高领导人以前就已经出任,长久在这位子上不动,但过去任市委书记层级者,而后都已高升。吴国光强调,甚至已出现新的台阶模式:小步快走(不断转换职务),未来很快就会晋升高位。不过,官场若是未能论资排倍,很可能会累积大量的不满。

第三个面向,吴国光谈的是从上述现象做出比较政治学的理论概括:精英更替(circulation of Elites)。民主制度很大程度上就是和平有序、制度化的精英更替,精英组成不同政党以相互竞争,首先要获得民意支持,上台后所有职位都该党派任命,倘若发生政党轮替,则所有官员全部辞职下台,换一批新的人上台的机制。权威主义下的精英更替特点,毛时代基本就是干部终身制,尚无精英更替的问题;邓时代重点不在精英更替,而是在选择精英的标准改变,并引入退休制,虽然可用派系政治的角度来理解权威主义下的精英更替,但最大的挑战却是如何定义派系。吴国光偏向以人际关系定义派系,例如研究习近平生命中的每个过程,遭遇不同的政治起伏,与习有非常密切关联、交集,作为明确的考察因素,观看习上台如何用自己的人马来代替其他派系,以及在自身嫡系人马不足的情况下如何运用其他派系来补充与平衡。

在提问环节,政大国关中心研究员袁易问到,在习近平的权威主义精英更替下,如何在维持政权合法性(legitimacy)与政权稳定?“三朝元老”的王沪宁,除了出身自上海的地缘背景外,为何会获得习重用?吴国光回答,过去曾写过一本书谈中共党代会(《权力的剧场:中共党代会的制度运作》),就是以合法性的角度来谈,领导人通过党代会机制被精英在形式上确认合法性,与会的精英又是如何被挑选出来进到圈子里?其实两者是互动的过程,最高领导人会大量任命自己的人马,这些人在开会时又会借投票确认领导人的权威,成为一种相互授予的关系。在西方学者中,谢淑丽(Susan Shirk)提到中国经济改革的政治逻辑就提到了选举团认证,其实只提到了后一部分,党代表举手投票使党内第一、二把手获得拥护,却未提到这些党代表示如何产生、成为选举人,以及进入投票机制。

这些人能成为选举人、进入选举团,并非有客观标准,而是从上到下的授权;其次,在会上的投票也不会是真正的选择。Legitimacy其实没有精确的定义,所以应该称领导人获得精英的认同,如此相互给予权力和地位的关系,legitimacy就在这样的互动过程中被建立。人马越多,合法性就越强;合法性越强,也就能获得越多自己的人马。问题在于,领导人在最初进入这场“游戏”时,并不存在上述的“正相关”关系,因此最困难的是在最初建立这个正相关。习近平在进入最高领导层时被视为弱势领导,在党中央仅有5年的政治局常委经历,组织工作由胡锦涛掌握,但习接班后迅速打破困境、进入正相关的“游戏”中。

至于王沪宁的角色,王进入中央后相当低调、神秘,属于“不沾锅”性格,能获得三代领导人重用,这是由于中共在“后八九”、“后天安门时代”,意识形态挂帅的情况被大幅削弱,需要有理论素养者来重建论述(discourse),这也是王沪宁的优势。邓小平以来的中共精英政治属于technical practice,党内虽然拥有大学、博士学位者众,但少有理论水平高者,且1980年代将偏自由派学者扫荡一空,剩下能拥有一定学养水平,又能融合“后八九”时代的政治需要相吻合者少之又少,所以王沪宁的学养使他成为稀缺人才。

政大东亚所所长王信贤问到,当前美中冲突、中国大陆经济下行,对习的领导是否会产生影响?吴国光认为,习近平上台后的第一个任期,主要在巩固权力、从事反腐与扶贫,在经济上没有太多建树;到了习第二个任期,在前期没有能积极有所作为的缺陷就显现出来,包括在第一个任期内的“一带一路”倡议,如今也遭到反弹。在最近的一年内,对习来说更是非常艰困的时期。中美关系可以说是“后八九时代”中国最重要的外部条件,正在发生一个深刻的变化。而中美贸易战不仅严重冲击美中关系,既是对习领导能力的挑战,亦非常考验他的施政能力。

当地时間5月20日上午,台湾政治大学国关中心吴国光教授讲座现场(多维记者:許陳品/摄)

其次,对习的挑战还在于中国的经济增长。过去30年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与经济全球化密切联系在一起,中国也可以说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如今特朗普(Donald Trump)领导的反全球化潮流,为争取美国国家利益所开打的中美贸易战,中国经济受到各方面的损害。习是否能在这种情况下继续维持中国的经济增长在4%至6%,都已经是非常大的挑战。

政大国关中心研究员汤绍成认为,全球化对部分开放度大的国家产生的冲击较大、对开放程度相对低的中国大陆则影响较小,是否此时就显出中国的优势,抵抗全球化的力度较强?吴国光回应,西方民粹冲击、削弱民主制度,有效的权威主义在全球化过程中更显优势。全球资本主义的制度框架,从资本跨境流动与消费来论证全球化对民主制度的挑战,可以说,这是自美国独立革命、法国大革命以来,对民主制度最大的一次冲击。中国大陆受到的冲击小,是由于过去在冷战时期,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制度和西方民主之间的结合;如今资本主义已形成全球资本可以自由流动的情况,但民主还是局限于民族国家内部的制度,不可能超出民族国家界限。而有效的权威主义与全球资本合作,能给予资本赚取高额利润的条件(土地价格、环境保护),全球化从国家向经济发展转化、诉诸选民的物质要求,特朗普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就是这个意思。

政大东亚所副教授刘致贤问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于2015年出了一份报告,称各个国家纷纷成立经济上的“国家队”,因应国与国之间的经济竞争,这对全球化会有什么样的冲击?是否意味着国有部门、国家资本主义再兴?吴国光解释,国家支持的公司、全球化的大资本在全球化中具有优势,这也是很自然的现象,例如中国规模非常大的国有企业,到全球化时期突然就成为优势。“国家队”其实是经济全球化下的产物,国家因素在经济上扮演的角色日益扩大,其带来最大的冲击还是对民主的冲击,国家不再对选票负责、而是对钞票负责

对于中国的改革是否仍然在持续,吴国光认为,自1990年代中期以降,所有制改革就已经完成,基本上形成了公有、私有、混合所有制的“三分天下”;1993年基本完成价格改革(价格闯关);2001年中国加入WTO,成为融入世界的经济体,象征改革的终结、完成对外开放。不管当局如何继续使用“改革”的说词,往后再无实际的改革。

「版权声明:本文版权归多维新闻网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X
X
请使用下列任何一种浏览器浏览以达至最佳的用户体验:Google Chrome、Mozilla Firefox、Internet Explorer、Microsoft Edge 或Safari。为避免使用网页时发生问题,请确保你的网页浏览器已更新至最新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