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忧外患之下 胡春华领衔就业小组透露北京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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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5月22日,中国国务院办公厅(简称国办)发布一项标明“38号”文的通知称成立国务院就业工作领导小组(简称就业领导小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将出任小组长;5月13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一场中国高校就业会议上称“面对十分复杂严峻的形势,要坚持就业优先政策,守住不发生大规模失业的底线。”一周之内,“就业问题”成了中南海案头的优先事务。

当然,对于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就业从来都是执政者头脑中不可放松的一根弦,但近期中国政府对就业问题的一系列举动似乎又为其加重了色调。

升格的“就业”小组

注意此番国办下发文件的通知称,在成立国务院就业工作领导小组的同时撤销国务院就业部部际联席会议。部际联席会议制度是中国国务院下设的一种跨部委的工作协调机制,简单来说就是在具体到就业、食品等领域中国政府下设的相关部门联合组成的一个工作机构,其有应对突发事件的临时形式,也有协调日常政务的长期形式。通常情况下,部际联席会议由牵头部门负责人作为召集人。此番被撤销的就业部部际联席会议是中国政府在2005年在再就业工作部际联席工作会议制度的基础上调整而形成的,其召集人为人社部部长。而取代就业部部际联席会议新成立的就业领导小组组长则是由中国副总理胡春华担任,人社部部长为副组长,从规格上来说,领导小组更显然更高一级。

当然,提升规格不仅是显见的中共中央对就业问题的重视,更重要的是,这显示出中共在处理就业问题时从部级开始转向中央层面的操作。这背后当然是更大的资源倾斜、权力分配等。

此外,从部际联合工作会议到国务院就业领导小组的形式转变也值得注意。此前的部际联合工作会议是一种更常规的协调工作机制,而领导小组相对来说更加灵活机动。

在解决就业问题上,从部际联合会议制度到领导小组的方式转变一方面是中国在就业问题上的阶段性调整,但因应近期中国国内外局势及中国政府的一系列动作来看,在时机点上,这种转变也多多少少有因势而变的意味。

内外夹击下的就业波动

当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John Trump)挥舞关税大棒声誓言夺回被别国抢去的就业岗位时,中国的就业状况正面临着波动。这种波动一方面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对低端产业的冲击而带来的失业,一方面是高等教育普及之后每年增长的毕业生就业规模。

2019年1月16日,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邱小平称,中国今年的应届高校毕业生规模再创新高,规模是834万。近千万的就业人口涌入市场对全年新增就业不过1,400万的总数来说,形势不能不说严峻。尽管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张纪南称中国就业总体的局势是保持稳定的,就业岗位总体上是供大于求。但是近年中国经济转型,就业的结构性风险逐渐暴露。新材料、高科技等新兴产业急需人才,而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失业的人口又很难找到合适的岗位再就业。

在中国经济转型期,内部压力再叠加外部挑战。受整体经济形势影响,2018年下半年中国开始出现大规模的裁员潮,尤其是在极大带动就业的互联网领域,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华为、京东等互联网巨头相继卷入裁员漩涡中,而这种形势在2019年得到延续。

就业,是各国执政者都不得不严正以待的问题。即使是在市场经济更加开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总统特朗普还誓言要夺回被别国抢去的美国就业岗位,并以低失业率反驳外界对他的攻击。而对于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就业的作用就更为重要。其不仅是政治运行的稳定器,社会发展的动力,更是一国社会属性特征的参考值。

当然,所谓的裁员潮大概在舆论上的影响胜过实际,但两国对垒,除了正面的交锋,保证内部稳定应是一个基础,而就业理应首位考虑。

2018年8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因应中国的经济形势与外部的风险,提出“六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部署中国2018年下半年的经济重点,一个清晰的信号,稳就业成为“六稳”之首。2019年中国政府工作报告又首度将就业优先政策置于宏观政策层面,提出“引导各方面重视就业、支持就业的导向”。在2019年的中国全国两会后,中国国务院的常务会议更是多次提及就业问题。4月17日当天召开的中国国务院常务会议称要确保小微企业融资规模增加、成本下降,促进就业扩大和新动能成长;4月30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使用1,000亿元失业保险基金为中国职业技能就业创业 提供保障,并讨论通过高职院校扩招100万人为职业技能就业作规划,以调整中国的就业结构。5月7日国办印发文件对在城镇失业、就业困难等各类重点群体就业创业任务完成较好省份给予2019年度的中央财政就业补助资金倾斜。

这种异于寻常的动作在文章开头所称的5月13日的那场关于高校毕业生就业的会议上得到更明确的印证,在那场会议上,李克强不仅讲了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问题,更是详细地摊出“守住不发生大规模失业的底线““劳务输入省份要尽可能把失业人员留在当地,防止出现大规模返乡潮”的保就业思路。

被过度解读的胡春华

此外,就业领导小组的成立使得胡春华再次回到舆论的视野中。这位1963年出生的高官至中共十九大后慢慢隐退在舆论的关注中,在中国国务院的四位副总理中,已经进入中共政治局常委的常务副总理韩正身兼发展改革、港澳事务等重任;主管金融、科技等领域的刘鹤,因为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的身份无疑得到最多的关注,唯一的女性副总理孙春兰依旧分管文教卫体。而曾在中共政坛炙手可热的胡春华似乎沉寂在并不十分被关注的“三农”与扶贫领域。

但这种解读很快被另一种解读推翻, 认为“沉寂”对胡春华仅是一种主观性很强的感性结论。其主管的扶贫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格外敏感和重视的“一号工程”,十九大上,中共把2020年中国实现全面脱贫列为硬指标。可以说,这一政治使命的完成情况,将成为考量中共执政成绩的关键判断依据所在。而把这个重大使命交给胡春华可见对其的期待。

再回到当下,就业不仅是中国政府日常政务中的一个部分,值此关键时刻,中国政府对就业问题显示出异同寻常的重视,胡春华火速上岗使得其再次受瞩。

但从其分管领域来看,扶贫三农与就业也算是社会保障的一体两面,因此胡春华领命就业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只是,如果中美贸易战长线作战,那么稳就业的工作也将面临一个长期的安排,与此同时2020年又是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当下脱贫攻坚仍有“三保障”问题未解决,以及一些形式扶贫、造假扶贫问题,对于胡春华来说,任务不可谓不重。

对于胡春华,外界对他的解读从来没有停止过,但也有没有一个统一的论断被广泛认可,在中共十九大之前,外界多认为这位年轻的政坛明星或是未来中国政治发展的指标性人物。但随着就任中国副总理后埋首三农,这种讨论风向便转向,而今胡春华再次于关键节点走进舆论,恐怕仍然少不了再一次的猜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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