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纪实:赵紫阳三大致命失误导致全盘皆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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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在“六四”事件中因支持学生、反对戒严被废黜。赵紫阳之所以会失去对“六四”局势发展的掌控,他的意见之所以得不到中共元老邓小平的支持,其根本原因是赵紫阳公开同情学生和反对武力镇压,与邓小平和保守势力格格不入。另外,也与赵紫阳在“六四”期间的三大致命失误息息相关。第一、在全国局势渐趋不稳的情况下出访朝鲜,结果导致四二六社论出台,将学潮定性为“动乱”;第二、在会见戈尔巴乔夫(Mikhail S. Gorbachev)时公开谈论邓小平的幕后角色犯了大忌,导致邓小平决定戒严;第三、拍板政坛盟友万里出访北美,致使由万里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议,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六四”问题的最后一线希望落空。

紧要关头出访朝鲜

1989年,胡耀邦逝世引发的学潮逐渐升级,北京等城市的局势不太平。4月20日,赵紫阳最可信赖的老朋友、老部下田纪云建议赵紫阳改变原定23日对朝鲜的访问。但赵紫阳说,“这个意见我也考虑过。不过,随意更改预定的国事访问,会让外界揣测我们政局不稳。所以,还是按预定计划执行。”

按照惯例,赵紫阳出访前夕,已委托常委中排名第二的国务院总理李鹏主持常委工作。23日上午,李鹏的盟友、中共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给赵紫阳打电话说,李鹏很难应付当前的混乱局面。在全国这样紧急的状态下,作为党的第一把手,应推迟出访,但遭到赵紫阳的拒绝。23日下午,赵紫阳乘专列离开北京前往朝鲜,开始他就任总书记以来首次出访。李鹏在《六四日记》中说,“赵紫阳已经把这个‘烂摊子’,推给我了,不知居心何在。”

赵紫阳出访前,就国内局势提出三条意见:一、胡耀邦追悼会结束,社会生活应进入正常轨道,要劝阻学生游行,让他们复课;二、对学生采取疏导方针,开展对话,互相沟通,征求意见;三、无论如何要避免流血事件,但对打、砸、抢、烧、冲违法行为应依法惩处。这些意见李鹏等常委都接受了,邓小平也同意。

1989年4月26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图源:人民日报截图)

但是,就在赵紫阳离京当天晚上,李锡铭和北京市长陈希同找到老领导万里,要求召开中央常委会议听取他们的汇报。万里曾主政北京,中共十三大后以全国人大委员长身份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据赵紫阳说,对学潮看法和他一致的万里上了他们的当,把他们的要求转告给李鹏。

4月24日晚上,李鹏主持召开常委会,李锡铭、陈希同极力夸大学潮,还把学潮说成针对邓小平。4月25日,邓小平在听了李鹏、杨尚昆的汇报后发表讲话,将学潮定性为“动乱”,要求发一篇有分量的社论。在朝鲜的赵紫阳,收到常委会纪要和邓小平讲话后,回电表示同意邓小平的决策。

就这样,《人民日报》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即四二六社论)因此出炉。社论发表后,激起学生强烈反弹。机关、团体、群众、民主党派普遍不理解,甚至反感。4月27日北京高校学生近十万人上街大游行。

赵紫阳一直主张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学潮,他于4月30日回国后,一直设法撤回四二六社论,他曾请邓小平的亲密战友杨尚昆出面游说邓小平,还在常委会上提出“必须对四二六社论的定性作出改变,设法缓和与学生的对立状态”,但遭李鹏、姚依林等人反对。最关键的是,邓小平也不支持撤回四二六社论。

赵紫阳被撤职之后,对于自己在朝鲜支持邓小平的言论,以及因为出访而缺席那次催生四二六社论的关键会议,感到十分懊悔。

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中)携手戈尔巴乔夫与他的妻子赖莎进入北京人民大会堂的宴会厅(图源:AFP)

敏感时刻抛出邓小平

与胡耀邦一样,赵紫阳是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左右臂膀。“六四”事件期间,赵紫阳出现了一次关键性误判,发表了一篇“抛出邓小平”的讲话,是赵紫阳在“六四”时的最大一次失误。

5月16日上午,中共军委主席邓小平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会晤,双方宣布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邓小平还对戈尔巴乔夫说,“今晚,你还要同赵紫阳总书记见面,这意味着两党关系实现正常化。”

当天下午,赵紫阳会见戈尔巴乔夫时说:“经过中苏双方的共同努力,今天上午实现了你同邓小平同志的高级会晤……十三大上,根据邓小平同志本人的意愿,他从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常委的岗位上退下来了。但是,全党同志都认为,从党的事业出发,我们党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需要他的智慧和经验,这对我们党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十三届一中全会郑重作出决定,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掌舵。十三大以来,我们在处理最重大的问题时,总是向邓小平同志通报,向他请教;邓小平同志也总是全力支持我们的工作,支持我们集体作出的决策。这次高级会晤,也就意味着中苏两党关系的自然恢复。”

赵紫阳的这段谈话,是为了呼应邓小平上午的那句话,凸显邓戈会晤才是中苏两党关系实现正常化的标志,而不是赵戈会晤。但这段谈话把邓小平推到“六四”的前台,当晚在中央电视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播出后,在社会各界尤其是中共高层中引起轩然大波,并成为下一步局势骤变的一个重要原因。

邓小平本人、他的家人及支持者则认为,赵紫阳的言论是企图将领导层的分歧公开化,并且迫使邓小平走出幕后,为政治危机担责。在《改革历程》中,赵紫阳说,“六四”后邓小平在接见美籍华裔学者李政道教授时说过,“赵在学生动乱时把他搬了出来,实际上是讲我把邓抛了出来,社会上也有这种看法。”

“赵讲的话本身虽然符合实情,但值此国家动乱危亡之秋,他选择这样一个时机,讲这一段话,其用意就耐人寻味了。这就是赵紫阳向天下昭告,1988 年的经济混乱,小平同志要负责;当前政治动乱,小平同志也要负责。”李鹏在《六四日记》中写道。

当时正值学潮高峰,中国民众从赵紫阳这番话中得到的信息是,邓小平还在垂帘听政。5月17日,北京各界百万余人游行,声援绝食请愿的大学生,“强烈要求立即对话救人救国”,这也是当时《人民日报》的标题。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严家其等人发表《5·17宣言》,就把矛头直接对准邓小平,呼吁结束老人政治。学生们也打出了“要廉政,不要垂帘听政!”“不要中国特色的摄政王!”等标语口号。5月17日下午,邓小平在家中召集会议,决定戒严。

曾经参与“六四”事件的中国民营企业家万润南认为,赵与戈尔巴乔夫的谈话,实际效果是把群众的怒火转移到邓的身上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败笔。”在赵紫阳发表那番讲话之前,邓赵关系没有出问题。出问题就是在这个讲话之后。准备讲话的过程显然欠考虑。“什么时候说,在什么场合说,什么时间说,是公开还是内部的,这都是政治,同样一句话,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用不同方式讲,后果就会不一样。”

在《改革历程》中,赵紫阳花了很大篇幅解释他为什么要发表这样的谈话。

赵紫阳说,“邓的家人及邓本人对我的讲话不仅不高兴,甚而非常恼怒。”“‘六四’后他在接见李政道教授时说过,赵在学生动乱时把他搬了出来,实际上是讲我把邓抛了出来,社会上也有这种看法。我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谈了有关邓在我国我党的地位。这番话完全是要维护邓,结果引起大误会,认为我是推卸责任,关键时把他抛出来。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

1989年5月19日,时任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在天安门广场向绝食学生发表讲话。赵紫阳的大秘温家宝(右二)后来成为中国总理(图源:Getty)

十三大以后,赵紫阳在接待外国党的主要领导人时,曾多次向他们通报邓小平作为中共主要决策者地位没有改变,访问朝鲜时也向金日成谈了这个问题。而邓小平4月25日关于学潮问题的讲话广泛传达后,社会上引起很多议论,说“常委向小平同志汇报不符合组织原则”,还有一些更难听的话。赵紫阳觉得“我有必要加以澄清和说明”,通过公开报道,让群众知道,对减少议论可能会有帮助。

赵紫阳说:还有一个原因,中苏高级会晤应是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的会晤。但是戈是苏联苏维埃主席和党的总书记,而邓不是国家主席又不是总书记,只是军委主席。“因而在我的内心就是想一定要明显地表现出中苏高级会晤是戈邓会晤,不是戈与其他人的会晤。既要表明这一点,又要避免出现伤害邓的言论”,正因为这些考虑,在邓戈会晤后,我同戈尔巴乔夫会见才这样说。

“我本来出于好心,在维护他,保护他的形象,而尽到自己应尽的一份责任,却不料引起极大的误会,感到我是有意伤害他,我确实对这件事感到很大的委屈。这件事我本来可以不做,何必多此一举,实在有些懊悔!”赵紫阳说。

拍板盟友万里出访北美

赵紫阳反对“六四”戒严,并以“请假三天”为由拒绝出席宣布戒严的大会,结果被“靠边站”了。国务院宣布戒严后,社会各界要求正在北美出访的万里回国的呼声很强烈,不少人期待万里回国行使宪法赋予的权力,召开全国人大紧急会议,撤销戒严令,收拾残局。赵紫阳也试图让万里回国支持自己,但没有成功。

遗憾的是,赵紫阳不顾盟友田纪云与对手李锡铭的劝告,改变或推迟出访朝鲜,使自己陷入被动局面。没想到他竟然重蹈覆辙,拍板万里出访北美。

万里与赵紫阳关系密切,两人政治主张相近。“六四”爆发后,万里提出要顺应世界民主潮流,正确对待学潮中学生提出的要求。5月10日上午,万里出访前最后一次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他表示全国人大要组成廉政委员会。当天下午,万里主持全国人大委员长会议决定,6月20日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听取关于学生游行示威和罢课问题的汇报,审议《游行示威法》等。

5月12日下午,万里启程开始对加拿大、美国进行为期21天的访问。据《中国“六四”真相》记载:12日上午,万里打电话请示赵紫阳,“这次访问的路线和日程已由双方商定,有没有压缩行程的必要?”万里也许联想到了赵紫阳出访朝鲜,结果导致四二六社论之事,希望帮助赵紫阳解决学潮。赵紫阳表示,确定的就没有必要更改,并祝万里北美之行成功。

“六四”事件期间,自由派希望正在北美访问的万里能回国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以阻止强硬派(图源:VCG)

另外有文章表示,万里曾提议取消访问北美,但赵紫阳错误地认为局势已经缓和,没有接受这个建议。赵紫阳的这个错误决定,使他在解决学潮时少了一个关键支持者。而当局势瞬息万变,需要万里回国时,赵紫阳已经回天乏术了。

万里出访期间,多次公开表示北京学生、知识界、工人要求民主、反对腐败是敦促加快改革的爱国行动,非常可贵。即使在北京戒严后,万里仍然说,要坚决保护广大青年的爱国热情,学潮应该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应该用符合理性和秩序的办法来解决。万里讲话的基调,与赵紫阳处理学潮的态度如出一辙。

全国人大是《宪法》规定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万里在北美期间成为青年学生与中共高层积极关注的对象。加拿大和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分别向中国使领馆递交公开信,敦促万里尽快回国,处理国事。

5月19日,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彭冲曾就提前召开人大常委会的问题,召开了在京人大副委员长会议,共11人出席。副委员长们一致同意将提前开会的提议上报中央,要求万里提前回国。

赵紫阳在回忆录《改革历程》中说:“21日下午,胡启立到我家,说人大常委要求万里提前回国的报告现在没有人批覆,搁在那里。我就让胡启立告诉彭冲,由人大党组直接发电报给万里,促他提前回国。胡启立问可否说已经你同意,我说可以。随后我又给吴学谦打电话让他设法把电报发出去。后来据说李鹏又给万里发电报,不让他提前回国,可能是请示了邓(小平),所以万里未能及时回国。”

在当时,彭冲、胡绩伟(全国人大常委、前《人民日报》社长)分别行动,就“万里立即回国”、“提前召开人大紧急常委会”征集人大常委签名,以开会讨论戒严的合法性,行使国家最高权力。到戒严令发布的第三天,已经征集到57名常委签名,超过开会所需要的经法定三分之一常委会委员提议的人数。

在另一边,中共元老也注意到了万里的特殊影响力,邓小平等人决定让万里提前回国——但不回北京,软禁在上海。5月25日万里结束对加拿大、美国的访问,抵达上海,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发表消息,万里因身体不适,留沪治疗。5月27日,万里在上海发表中共官方起草的书面谈话,一改此前立场,支持北京戒严。又过了四天,延至5月31日才被允许回到北京。当万里再次见到赵紫阳时,已经是十三届四中全会声讨赵紫阳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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