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关命脉的战线 揭开中共严管网络的深层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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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网信办会同发改委、公安部等中央部委相关机构,联合起草了《网络安全审查办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举的开放性和公开性以往罕见。大体与此同时,北京市“扫黄打非”部门查处一家名为“晋江文学城”的文学网站,指其涉嫌传播淫秽色情信息,关闭停更了相关栏目、频道。稍早前,一些媒体报道称,中国封锁了维基百科除中方外其他语言版本的入口。在此之前,只有中文版无法被中国国内浏览。

诸般现象的背后,都与中共十八大后开始的网络治理新政有关。时至今日,中共的网络治理手段渐趋规范,政策逐步明晰,可以说基本达到了中共的预期目标。然而,对于网络言论、平台和个人的严格监控和管理,也总会遭受中国境内外的不满和批判。

对互联网的治理明显是劳神费力、应者寥寥,中共为何仍然“一意孤行”?其原因或许在于,互联网已经被中共视为事关执政命脉的事项,处理不当将有“亡党”的危险。

中共十八大后,互联网成为其治国理政的一个重点,图为2015年12月16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浙江省乌镇视察“互联网之光”博览会(图源:新华社)

“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

“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

这是习近平在2014年2月27日“中国网络安全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说过的一句话。这次会议也宣告了该小组的成立。习近平就任了首届小组组长,负责政府工作的李克强与党务工作的刘云山两位政治局常委为副组长。

事实上,这一机构前身可以一直追溯到改革开放之初。1982年10月4日,在国务院系统成立的计算机与大规模集成电路领导小组,由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万里任组长。此后,这一组织机构的权责逐渐扩充,名称不断变化,其领导人选的党政地位也由副总理升格为总理,直至2014年进一步上交中共总书记。

在2018年4月的中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再次强调了“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并指“就没有经济社会稳定运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也难以得到保障”。

另外,早前网络里流传的所谓习近平“8•19讲话”,也就是在2013年8月19日中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言,如果属实,其实更直观地展现了中共对网络的极其重视。

传文称,“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有同志讲,互联网是我们面临的‘最大变量’,搞不好会成为我们的‘心头之患’。西方反华势力一直妄图利用互联网‘扳倒中国’,多年前有西方政要就声称‘有了互联网,对付中国就有了办法’,‘社会主义国家投入西方怀抱,将从互联网开始’。从美国的‘棱镜’、‘X—关键得分’等监控计划看,他们的互联网活动能量和规模远远超出了世人想象。在互联网这个战场上,我们能否顶得住、打得赢,直接关系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

“这些人是真的要说什么‘普世价值’吗?根本不是,他们是挂羊头卖狗肉,目的就是要同我们争夺阵地、争夺人心、争夺群众,最终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

美国“棱镜”、“X—关键得分”都是由美国国家安全局员工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所曝光。英国《卫报》披露,“X关键得分”是美国国家安全局“最庞大”监控项目,称情报人员“可以监控某个目标网民的几乎所有互联网活动”。

现任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不久前在公开接受采访时声称,“我曾担任中情局(CIA)的局长。我们撒谎、我们欺骗、我们偷窃。我们还有一门课程专门来教这些。这才是美国不断探索进取的荣耀。”

可见,政治人物更多是从政治的视度来看待互联网。而互联网确实是国际外交的一个关键事项,也是一个新兴的课题。在互联网兴起之后,相继发生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尤其是阿拉伯地区“颜色革命”,一系列政权倏忽之间瓦解倒台,国家也陷入动荡和衰败。互联网确实扮演了不容小觑的角色,可谓关乎一国执政党的执政命脉。

互联网治理常态化

现在已经是信息时代,无处不在的互联网是人们司空见惯、不可或缺的东西。其实直至20世纪90年代,才形成真正意义上的面向公众的互联网。互联网在中国的流行,则又比国际社会晚了许多年,进入21世纪后才开始迅速发展。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1997年中国网民数量是62万,而到2006年的数字则已经飙涨至1.37亿,2018年更是达到8.02亿。

可以说,所有中国人都在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互联网不同程度的影响。互联网真正成为下至几乎每一个中国人日常生活,上至整个国家,涉及方方面面的一个组成部分。

对于互联网,非常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在2016年参加“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座谈会”时,发表的一些讲话。这次讲话是对中共对互联网态度和政策的一次近乎全面的阐述和解释。

例如在经济方面,习近平称“网信事业代表新的生产力、新的发展方向”,因此实施“互联网+”计划。互联网核心技术是最大的“命门”,保障互联网安全、国家安全,就必须突破核心技术这个难题。

再如在舆论方面,习近平提及“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谁都不愿生活在一个充斥着虚假、诈骗、攻击、谩骂、恐怖、色情、暴力的空间”,“利用网络鼓吹推翻国家政权,煽动宗教极端主义,宣扬民族分裂思想,教唆暴力恐怖活动,等等,这样的行为要坚决制止和打击,决不能任其大行其道”。

互联网已经成为中共治国理政的一个重要渠道,图为习近平在2016年11月16日第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发表视频讲话(图源:新华社)

中共十八大后,互联网成为中共新一届领导集体治国理政的一个重点对象。既有对网络违法偏激行为的打压,例如2014年4月办理秦火火案;也有法律规范的建立改进,例如2016年11月发布《网络安全法》;还有对互联网的引导和支持,例如官媒纷纷进驻“两微一端”,2015年7月发文推进“互联网+”。

目前来看,如果对互联网的监管治理是必要的,那么中国已然走在了相对较前的位置。尽管在这一过程中一直不乏各种批评和争议,但是也基本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扭转了在中共十八大前在互联网舆论里的被动处境。互联网曾经是中共避无可避的一大难题,如今逐渐成为其治国理政的一件重要渠道和工具。

秩序与活力的平衡

当然,对中共治理互联网的诸般操作,特别是在十八大之初,行政与司法双管齐下,限制假消息、打击造谣者、封停网络平台,一系列组合拳过后,造成一种近乎万马齐喑、风声鹤唳的局面。当然,官方媒体则当仁不让地占据了舆论高地。

在这一过程中,一些观点与官方并不完全相符的异见人士也遭受限制惩处,一些媒体平台也遭到整顿甚至是关停。其中既有执法方式粗糙蛮横、扩大化的问题,也有判罚处理结果过重的问题。

而在整体层面,对以网络为重要平台的中国社会舆论变得安静和冷清,思想活力受到比较严重的创伤。即便是中国官方也出现了“众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的不满之声。

客观而言,中共十八大前后的社会舆论确实比较宽松和热闹,也可以说比较混乱,出现了一些比较极端的情况。经过官方整治之后,则又走到了另一个反面。

社会有活力但缺乏秩序,以强力手段建立秩序却又伤及社会活力。两者之间确实没有实现一种比较理想的平衡。直至如今,在社会秩序建立许久之后,社会活力似乎才得以缓慢恢复。

总而言之,在互联网出现后,人们生活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历史变迁。对互联网的巨大争议,也说明了相关课题的复杂性,中国只是提供了自己的一套方案。这套方案究竟成效如何,可能还需要更长时间的考验。而在国家利益和个体权益这一对难解关系的追究,也是互联网治理无法避免的问题,不同的人始终会有不同的看法和考量,也需要持续不断的审视和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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