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络监管:走向终局“猫鼠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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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月6日,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现场,大屏幕上播放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有关互联网治理的讲话内容(图源:多维记者/摄)

在中国大陆,据称有数千万网民使用VPN——这种俗称“翻墙”的突破网络审查行为——在中国大陆境内受限的网站。VPN指的是代理服务器,也就是网民俗称的“翻墙软件”,而它要翻的那个“墙”就是“防火墙”。

防火墙,是中国政府实现互联网管理一整套技术系统的民间叫法。在中美贸易战的交锋中,美国方面据称就曾挑战中国馆的网络监管政策,意图打破防火墙。5月28日,香港《南华早报》引述知情人士称,美方最后提出要中国政府开放互联网,中方难以接受。

显然,美方的要求,对于北京来说是不可能退让的底线之一。因为,中国有自己一套网络监管的逻辑,不可能轻易的因为贸易战而改变。那么,这套逻辑是什么呢?这可能需要从中国网络监管的源头说起。

在中国互联网兴起的初期以及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对于VPN(虚拟私人网络)并没有限制,甚至都没有防火墙以及“翻墙”的概念。但随着网络发展,以及中国监管者对于网络管控力度加强,中国官方与翻墙者之间,就开始上演着“猫鼠游戏”。VPN的前世今生,恰恰是中国网络监管的缩影。

筑墙与翻墙

所谓“翻墙”,是指绕过相应的IP封锁、内容过滤、域名劫持、流量限制等,实现对中国境外受限网络内容的访问。中国国内“翻墙”用户众多,根据市场研究机构Global WebIndex的调查研究估测,中国的VPN用户可能多达9,000万。

VPN最早是用来帮助跨国企业连接世界各地的办公室,让不同地方的员工都可以进入公司内网,执行高权限的任务。因为工作需要,在中国的很多外资企业,都有自己的VPN网络。

随着网络发展,技术成熟,“翻墙”不再仅仅是企业行为和工作需要,更多的普通网民加入其中,通过VPN等工具突破中国政府的对境外一些网络站点的封锁。

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政府对认为具有颠覆性质的站点进行IP封锁。从2002年左右开始,中国大陆的网络审查机关,开始采用一系列技术手段,防止了一般民众访问被过滤的网站。

这种对境外网络进行审查和封锁的系统,被统称为“防火长城”(Great Firewall,GFW),也称中国防火墙,作用就是拦截中国政府无法有效监管的社交网络和网站,像 Facebook、Twitter、Google等。中国网民突破网络审查和封锁,访问境外被封锁网络站点的行为,俗称“翻墙”。而这些VPN的提供商,也一度游走于法律红线边缘的灰色地带,让很多中国普通网民接触到外面的世界,比如浏览中国境外网站,使用境外Facebook、Twitter等社交媒体。

在中国,很多人并不讳言有过“翻墙”行为,“翻墙”甚至一度成为很多人获得更多信息的途径。

这些信息,既包括合法信息,有些高校的学生、学者使用VPN连接国外图书馆下载资料,或到Google scholar查阅最新发表的研究;也有一些在中国大陆敏感和非法的信息,比如海外网络上六四事件相关的内容,以及网络色情信息等。

但这有可能会触犯中国的法律。

稍早前,广东韶关市网民朱某因使用VPN受到行政处罚。根据广东韶关市公安局于1月4日发布的信息,当地市民朱某被指控“擅自建立、使用非法定信道进行国际联网”,被处以警告,并罚款1,000元人民币(1元人民币约合0.145美元),引发关注。

什么样的“翻墙”违法?

那么,到底什么样的“翻墙”行为会触犯中国法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下称《暂行规定》)第六条,“计算机信息网络直接进行国际联网,必须使用邮电部国家公用电信网提供的国际出入口信道。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自行建立或者使用其他信道进行国际联网”。公安机关可对违反此规定的人给予警告,并处以最高15,000元人民币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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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网络管理的核心部门网信办,对中国网络实施强力监管和有效治理(图源:新华社)

中国国务院在1996年发布该《暂行规定》,在1997年修改。这个规定在过去20多年中一直“备而无用”,具有法律效应,但没有履行执法行为。

执法主要从2017年开始,当年中国收紧VPN市场。2017年1月22日,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了《关于清理规范互联网网络接入服务市场的通知》,规定未经电信主管部门批准,不得自行创建或租用VPN等其他信道开展跨境经营活动。

这意味着,中国大陆的企业和个人如需要创建VPN服务器提供翻墙等服务,必须获取各级行政区通信管理局的批准。上述通知还决定,从当日起至2018年3月31日,在全国范围内清查网络基础设施和IP地址、宽带等网络接入资源。

从那时起,当局就在释放一种信号,警示企业和个人重视“翻墙”的法律后果。在此之前,中国当局管制网络主要是从技术上封锁,现在已经开始从法律上执行。

2019年5月24日,中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办公室(简称网信办)会同国家发改委、公安部等中国部委机构,联合起草的《网络安全审查办法(征求意见稿)》,这是中国网络监管层面最新即将出台的法规。

作为中国网络管理的核心部门,过去数年网信办以专项行动、专项整治、集中清理等高压方式,推进联合执法行动,对中国网络实施强力监管和有效治理。

VPN便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遭遇“严打”,2017年7月1日,拥有大量用户的老牌VPN服务商GreenVPN停止服务。之后,更多VPN服务商在监管部门的要求下终止运营。在2017年一年,苹果公司以触犯中国法律为由,在中国区应用商店中下架了674款VPN应用程序。

对于VPN的使用者来说,如果只是浏览没有不良信息的网页,一般不会被追究责任;如果是复制扩散有违法内容的帖子,一旦被查获,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据信,因为“翻墙”或者传播墙外的所谓非法信息,被公安机关请去“喝茶”的,可能并非只此一例。当然,如果只是实施了个人“翻墙”行为,并未如上述广东韶关朱某的案例一样,建立“非法定信道”,那么,这之中大多数人,可能不会受到上纲上线的行政处罚之类。

此前,中国当局只针对销售“翻墙”工具的商业行为,采取行政处罚措施,少有针对个人用户进行处罚。

“你可能只是下载了一个VPN软件帮你连到国外,其实都是违法”,比较激进的声音会这样说,但这种说法似乎也显得有些极端。

走向终局的网络监管

在过去数年间,中国互联网的筑墙与翻墙,已经从技术上的此消彼长,开始走向现实中法律上的严厉监管和强势执法,仿佛一场“猫鼠游戏”开始走向终局。

而这场游戏,也见证了中国网络监管的脉络和走向。在此之间,中国网络监管开始走向法治。

“网络空间同现实社会一样,既要提倡自由,也要保持秩序……我们既要尊重网民交流思想、表达意愿的权利,也要依法构建良好网络秩序……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2015年12月16日,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中共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如此定调中国的网络治理。

习近平还说,“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 这是中国重视网络监管的现实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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