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CN】港府智囊:香港的五四视角与六四情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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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感于五四,而执着于六四,而且亲历过占中的香港,似乎在街头运动这一话题上更有话语权。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荣休讲座教授、中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日前接受本刊专访,从港人的视角回看了五四与六四,并结合香港当下的局面给出了见解。此为上篇。

本文转自《多维CN》046期(2019年06月刊)封面故事栏目《港府智囊:香港的五四视角与六四情结》。浏览更多月刊文章:【多维CN/TW频道 】。

多维:今年是五四一百周年、六四三十周年,虽然两场运动发生在不同时期,也有着全然不同的历史背景,但当年走上天安门广场的学生,纷纷以五四的继承者自居。今年人们回看五四,开始渐渐走出当年的叙述,而选择从更多面向来评判。但就六四而言,似乎还是未能脱开政治和意识形态,对此你怎么看?

刘兆佳:五四运动经过这么多年之后,会有不同的解读。五四运动是中国民族主义的事件,也有很多人把它看作是推动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在中国得以发展起来的一个事件和起点。我个人更偏向这是一个民族主义的运动。因为它是回应1919年巴黎和会中国人受到西方列强不公平的对待。虽然中国属于战胜国,但是没有得到公平的待遇。而且最后连德国战败之后,在中国山东所占领的地方,也没有交还给中国,反而给了日本。

彼时,在西方列强眼中,中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国家,中华民族还是一个落后的民族。所以五四提出的口号,基本上就是“外争国权,内除国贼”,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生存,而其他诸如科学、民主,并不是五四运动最重要的属性。此外,中国人对西方所代表的价值观、思想,也开始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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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美国总统威尔逊(Woodrow Wilson)提出,在一战后,让一些民族能够通过自决走向独立。后来发现他所谓的自决是针对在西方世界中的一些民族,不包括殖民地的人民,以及西方以外的一些国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日本从德国手中拿到在中国的权益,同时在1919年巴黎和会中,日本提出要种族平等,要白种人承认日本人,要平等对待,结果日本人也得不到。后来日本走向军国主义,也是在以另一种方式响应黄种人得不到白种人在地位上的承认。所以可以说1919年巴黎和会不但推动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让中国看清了西方双重标准的种族不平等的嘴脸。同时也让日本人对西方的种族主义看得更清楚。

从历史角度来看,五四运动的民族主义与西方所崇尚的民主也好,自决也好,产生一种抗拒。毕竟西方老是讲民主,结果发动了人类历史上伤亡最严重的世界大战,让西方所代表的民主政治体制、国际游戏规则,在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眼中荡然无存。

再看六四运动,历史背景是中国在摆脱旧制度后,一个新的制度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方向也不是很清楚。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产生了许多问题,比如贪污、官倒,群众对很多社会民生问题很不满,比如通货膨胀、社会不公。所以两个事件是在不同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一个是对外的,一个是对内的,两方面都有追求民主的成分,问题就是在五四运动中,看不到争取民主的内在动力,它的动力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政府。

六四是针对内部的,从旧的制度走向新的制度非常痛苦,会出现很多问题,也会让不少人不满,希望通过一场运动来发生改变。问题是,究竟要在中国成立一个什么样新体制?我看不清楚。他们除了有很多地方不满之外,他们要建立怎么样的中国?有的只是很空洞的口号。当时中央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路线,学生中也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路线。到最后,中央主张强硬处理事件的占优,而在学生中,又由比较激进的学生取得领导地位。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政府和学生两极分化,最后酿成一场镇压行动。

所以我不会那么容易把五四和六四联系在一起看,因为这是有两个不同内外背景的事件,他们所代表的政治意义也不同。当然也有很多人会把六四当作是五四的延续,看作是对抗强权,争取民主的运动。问题是五四针对的主要是西方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而六四反映的是学生对集权主义和现状的不满。除此之外,无论背景还是诉求方面,很难把它们相提并论。

多维:确实如你所说,两场运动的背景和诉求不同,但不可否认的是,两场运动都有民主运动的成分。五四时期所追求的民主代表的是西方当时正在崛起以及正在不断修正的民主精神,而六四时期则是因反官倒、反贪污,对执政者不满而将目光投向西方式的民主、自由。经过五四与六四的两次检视,今天该如何理解“民主”在中国的存在?

刘兆佳:中国人对民主的看法,无论从五四到现在,都是跟西方理解很不同的,梁启超是从中国传统的角度去看的,与其说是民主,不如说是民本主义,为政者应该以人民利益为本,才能取得人民的信任与支持。今天,民主对中国来说,与西方也是不同的,它不是那么讲求程序上的民主,西方政治学已经把民主基本上从一个程序的角度来讲,比如选举、多党执政、司法独立等。

但是,一百多年来,中国所讲的民主,比较多讲的是实质性的东西,而且还把集体放在个人之上。集体利益之外,还有相当多的工具作用,把民主作为工具,来达到国家富强、民族独立的目的。此外在程序上不一定讲西方那套选举,而是通过某种形式要求政府为人民谋福祉。

现在西方民主本身也面临危机,西方人对西方民主越来越失去信心,西方民主越来越堕落,政府越来越难以管制,党派之争变成零和游戏,这点美国特别清楚。这种情况下,中国更加需要按照自己的传统,考虑到西方民主所面临到的危机,考虑到中国国家的需要,来思考如何让公众在政治上有更大程度的权利,同时要让政府更加为人民负责,把国家管理好,让人民安居乐业,获得幸福。

现在世界上的意识形态斗争,不讲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而是西方民主社会对其他的国家的治国理政、公民参与方式。现在还没有另外一套能完全和西方抗衡的政治体制,不同国家还是要尝试,唯一清楚的是,西方这套已经越来越失去吸引力。所以要按照不同国家的特殊情况、不同国家的人民的需要、不同国家所处的发展水平来决定它的政治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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