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CN】“言必称西方”的中国知识分子该醒了(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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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带有节点意义的五四运动与六四事件,中国知识分子言说者众,但鲜有知识分子刀刃向内自我反思。五四运动中,当知识分子将“德先生”、“赛先生”捧上神坛的时候 ,却忽略了庶民对于生存和发展的朴素渴望;六四事件中,当学生以爱国之名实行火烧军车等暴力行为时,已然忘记了自己的“初心”只是反官倒、反贪污,而非真的要进行一场“民主”革命,并藉此推翻共产党。如果说五四精神的核心在于重估一切价值,那么在一百年后的今天,知识分子群体也是时候进行一场价值重估与自我反思了。

围绕这些话题,本刊记者专访了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党导立宪制的提出者柯华庆。在柯华庆看来,自五四运动开始至今一百年,大量言必称西方的中国学者以西方“民主”和西方“宪政”为“道”评判中国政治社会,形成了以“洋道”评判政治的新道统,而忘记了西学的核心是科学,并用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和世界。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必须要改变,不改变的话无论从智力方面和德性方面都是远远滞后于这个时代。此为下篇。

本文转自《多维CN》046期(2019年06月刊)封面故事栏目《“言必称西方”的中国知识分子该醒醒了》。浏览更多月刊文章:【多维CN/TW频道 】

多维:整个二十世纪,始终有两种主义在斗争、撕扯,一个是专制主义,一个是自由主义。专制主义是容易理解的,但自由主义未能得到有效检视,而且一再被知识分子捧上神坛。自由主义被物质的相对现代性所误导,根本没有对现代性有过深刻的批判认识,以为自己就是宇宙或历史的中心和巅峰,这种理想主义、一厢情愿和自我中心主义的根源还是对历史发展规律的忽视,对人类社会形成与发展的意义没有掌握。将六四简单归为自由主义抗议的声音,就犯了这种毛病。

柯华庆:最近我按照三主体模型对政治的分类也许可以将这个问题说明白。通常一个社会有三类人:一个最强者、少数强者和绝大多数弱者。封建主义是最强者(皇帝或国王)联合强者(世袭贵族或者知识贵族)统治弱者(平民)的政治,资本主义是强者(资本家)联合弱者(选民)节制最强者(政治权力)的政治,社会主义是最强者(共产党)领导弱者(工农)节制强者的政治。分别可以称为贵族君主制、民主贵族制(或党争民主制)和党导民主制[按照意大利思想家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说法也可以叫民主君主制]。社会主义的正统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Marxism),中国封建主义的正统意识形态是儒家,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是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代表绝大多数人(弱者)的意识形态,儒家和自由主义都是代表贵族(强者)的意识形态,区别在于儒家是读书人(知识贵族)的意识形态,自由主义是物质贵族(知识贵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可以转化为物质贵族)的意识形态。当学者自我定位为贵族时,他们主张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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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三十多年贩卖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学者很吃香,于是洋道盛行。新时代,在民族复兴的旗帜下,贩卖洋道不如贩卖古道吃香,一些贩卖西方自由民主道统的也穿上了黄袍马褂,参与到了贩卖古道的大合唱中。这些人本质上是同类人,他们都是以道统来为贵族服务的群体。

多维:你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过,不少学者常常对自己没有正确的认识,因为拥有了一些智力资本就以为自己还可以继续垄断知识,以为自己就是资产阶级了,幻想着封建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享受与人民大众不同的特权。归根到底,知识分子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眼睛朝上看的姿态,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柯华庆:本来,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只是小资产阶级,与工人农民差不了多少,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农民种田,工人做工,学者读书教书,只是分工不同,他们之间的区别只是知识的类型不同,一种是书本知识,另一种是实践知识,都属于劳动者,两者有机结合才能形成有效改造社会的知识。

社会学专家郑也夫对十九世纪末叶清朝社会和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国民党统治时期知识分子与平民的收入做了一个估算,最后发现这两个时期知识分子都享有由政治权力所形成的特权。社会主义时期知识分子属于劳动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的收入差别不大,最高比例仅3.2倍。

由此可见,中国曾经的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对有些学者的诱惑是很大的,有些学者对民国和孔夫子恋恋不舍是实实在在的富贵留恋,即“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蒋介石时期的官僚资本主义社会与封建社会本质上是相同的,都是最强者与强者联合统治平民的政治,只不过官僚资本主义是国民党与地主、资产阶级联合,封建社会是皇帝家族与知识分子联合,官僚资本主义只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变体。中国知识分子迷恋民国就不难理解。

现代中国学者将西学精髓的科学精神和方法丢到九霄云外,不愿意立足于中国大地做实证研究,在系统引进西学一百二十多年之后仍然在哲学社会科学上没有创造性贡献并不奇怪。奇怪的倒是这些道统分子将自己无所作为都归结为社会主义制度,似乎只要是封建专制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他们就能有所作为。古道本质上就是封建专制政治,洋道本质上就是资本主义政治。真正有良知的学者不应打着人民的幌子追求自身利益,而应该将自身与人民融在一起。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只有摒弃高高在上的道统思维,以认识社会为志业,向工人农民学习经验知识,以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价值,构建社会主义理论才可能有所作为。

多维:如果说五四、六四时期的知识分子是因为“局内人”的局限性,那么对今天的知识分子来说,仍然看不清这两场运动背后的一些本质,还在继续揪着西方民主、个人自由等口号式的内容来大做文章,作为“局外人”的局限性又该怎么解释?

柯华庆:六四当时可能很多人看不清楚,只有少数人看得清楚,邓小平就看得很清楚。至于你提到的当下知识分子的问题,我认为就是两类人,一类是上面怎样讲,就怎么注释,反正领导讲话都是对的,充其量只是换个说法,说得漂亮一点,拿的利益多些。另一类是依然受西方影响的,中国做什么事都不对,典型的教条主义。

所以中国的知识分子必须要改变,不改变的话无论从智力方面和德性方面都是远远滞后于这个时代的,我接触过各个阶层的人,最应该改变的是知识分子,不是别的阶层。

多维:关键是怎么改,大家都知道要改,可是不知道怎么改。

柯华庆:习近平2016年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说得很明确,核心问题是原创性、学理性,中国既不是过去的延续,也不是西方的复制,没有哲学社会科学学者的原创性贡献,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不可能的。从讲话不难看出习近平也很着急。中国知识分子不要老是高高在上,用古道或洋道评判社会,而应该眼睛向下,通过科学方法研究中国社会和人类发展,通过逻辑构建原创性的理论。当然,中国科研体制也需要改变,保障学者的“精神空间”(董健教授语),这也是一个大问题,以后再做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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