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CN】庶民的六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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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六四三十周年。三十周年来,人们对这场运动的定性和反思基本上在沿着两个维度进行。中共定性的是反革命暴乱、动乱、政治风波,而港台与西方则认为它是一场旨在推行西方自由民主的、否定中共政制的民主运动。这两种定性针锋相对,构成一个死结,既造成了当年的悲剧,又在扭曲着六四的本质。本文试图还原六四的全貌,以发掘其内在的本质,以求超越各方争论,反思六四。

本文转自《多维CN》046期(2019年6月刊)《封面故事:庶民的六四》一文,分上、下两篇刊出,本篇为下篇,上篇请查阅《庶民的六四(上)》。浏览更多文章:【多维CN/TW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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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运动的庶民本质

这就像是五四,其实五四的本质就是一场救亡运动,一个是国家救亡,将中国从西方列强和封建主义的重压下解放出来;一个是庶民救亡,将中国从列强、军阀、地主和无能政府的压榨下解放出来,说到底就是为了生存,是需要“马先生”(MONEY)。但在当时新文化运动的氛围下,相较於西方在民主和科技浪潮推动下获得空前发展而中国因为封建专制陷入生存危机的情况下,在知识分子的诠释下,却被“德先生”(民主Democracy)和“赛先生”(科学Science)定义了这场运动的性质。其实在内忧外患、军阀割据、民不聊生的北洋军阀时期,国家和庶民的生存问题更是根本

我们或者还可以以几年前发生在香港的占领中环运动(简称占中)以及台湾的太阳花运动(简称太阳花)来做类比。在全球范围内,占中和太阳花其实都不奇怪,都是当时全球反建制运动的一部分,是发达经济体民众对自由资本主义长期主导下出现的社会公平和贫富差距的集体抗争,是生产要素在全球化背景下自由流动产生产业转移的必然后果,和英国脱欧,保守主义在欧洲的崛起,以及代表了极端保守主义、打着维护白人利益和传统产业工人及农民利益的特朗普(Donald Trump)如出一辙。

在香港,占中背后的根本原因是香港的深层次经济结构问题,是市民对港府无力解决这些问题的不满和对未来的焦虑在台湾,太阳花背后根本原因是民众对经济长期停滞的不满,是对马英九治下国民党买办性导致和中国大陆惠台政策未能在台湾形成内部分配机制的不满。如果说在香港的占中运动还包含了政治制度改革的要求,那麽台湾已经是完全的民主化以及实践着完全西方的自由主义经济,这就更彰显太阳花运动的本质。

然而,在内地和台港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对立下,在一些政党与政治人物自以为好意的操弄鼓动下,被扭曲为是意识形态主导的政治抗议和荒唐的分离主义运动。事实上,拨开这两场运动的政治意识形态表层,如果对这两个地方的经济与社会结构矛盾有深刻认识,就能认识到这两场运动的庶民本质,说到底,也是为了生存与发展,为了经济民生而不尽然是政治上的自由

六四对港台和自由主义的启示

所不同的是,中共在六四之后认识到了稳定作为一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极端重要性。尽管稳定绝不是将专制变为可以接受的理据,但看看内战、文革,就不难发现稳定之於社会发展的意义。在保守主义短暂的反扑之后,以邓小平1992年南巡为标志,决定继续改革开放,历经三十年时间,把中国从一个极度贫穷落后的国家,到2008年把中国变成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如今更是成为一个全球强国,几乎在各个领域都对以往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构成挑战,使得当年得出过历史终结论的福山(Francis Fukuyama)也不得不因中国的崛起而修正自己的结论,从去年开始还爆发了中美贸易战。

但是在香港,占中过去几年,除了有几个当年的组织者因为妨害公共秩序等罪名坐牢,香港在加速融入内地主导的以粤港澳大湾区和“一带一路”为平台的区域全球化进程,其他好像什麽也没有发生,根深蒂固的结构性经济问题依旧存在,贫富分化也没有得到缓解,市民仍然对政府不满,当年本来可以“袋住先”的普选机制也白白失去。

在台湾,除了换了个政党执政,经济依旧停滞,劳工的权益依旧没有得到保证,年轻人依旧看不到出路,左翼和搞社运出身的民进党在蔡英文上任之初被台湾人寄予厚望,但几年下来,却成了女版马英九,甚至比马英九更糟糕地搞垮了两岸关系,使得台湾的安全以及台海的和平稳定都面临极大压力。另一方面,台湾人,已经不仅是精英,甚至连原来参加了太阳花的部分青年学生,也都纷纷跑到中国大陆谋生。

三十年前发生的六四,就和占中与太阳花一样,里面当然也有学生激烈的抗争,一些行为还属於违法。也有政治路线和政治权力的斗争,是中共党内保守派和改革派的博弈,存在着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邓小平等元老有维护共产党执政地位和保持中国政治社会稳定的动机,赵紫阳等在当时的政治幼稚,确实激化了中共高层的内部矛盾,也给了学生以错误的预期,从而为后来悲剧发生埋下了伏笔。这些都是中共应该反思的问题,为什麽会出现这些问题。

在总体上六四是一场爱国运动,是青年学生在政治与社会焦虑下的正常和合理反应,尽管和1919年五四爆发的外部条件不同,但他们都有着爱国和庶民的本质,参与两起事件的学生,许多人本来就是庶民出身,在精神上更是具有强烈的庶民认同

而六四之后的中国发展,也恰恰是顺应了这些庶民要求。除了那些自由主义想要否定中共政制的主张被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如五指山盖顶之外,邓小平南巡后改革开放在有序进行,双轨制也解决了,市场经济也在之后的中共十四大正式建立了,中国经济总量从当时的世界排名第八升到第二位,经济总量从4,611亿美元上涨到2018年134,074亿美元,暴增29倍,人均GDP也从1989年的310美元增长到超过9,000美元,从一个典型的贫穷落后的低收入国家变成了一个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并且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大国和最大贸易国,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经济更是蓬勃发展,成为美国之外最主要的产业引领者和规则制定者。在社会治理上,从那场运动之后,中共也开始强调法治,并在习近平时代上升为全面依法治国,成为“四个全面”的重要构成,这都是向现代国家治理迈进的重要举措。毛泽东、邓小平那一代人当时革命和改革开放的理想都得以逐步实现。

从历史的高度和反思的角度看,除了对和平运动进行暴力镇压必须谴责,当时中共的其他决策应该说是必要的。事实上,就算是很多当时参与了那场运动的人,除了极少数仍然停留在意识形态的牛角尖里出不来,多数人已经改变了对这场运动的看法那种借用某种机会企图改变中共体制的激进观点已经完全缺乏社会支持。

一个最简单的反证是,今天部分人认为习近平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邓小平的开放路线,他们用各种说法去呼吁要坚守邓小平的政策,这些人大多是曾经支持六四运动或支持其精神的人,也就是当年批评邓小平如此处理六四运动的人。他们今天对邓小平路线的扞卫,其实正验证了邓小平当年的决定,构成了对他们自身当年批评的反讽。当然,这些人要小心的另一个问题是今天针对习近平修正邓小平路线的批评,多年后可能也会成为另一次对他们这种批评的反讽。其实,历史上这种“反讽”无时无刻不在发生。

六四事件后,中国经济民生高速发展,图为中国扶贫工程大别山区的扶贫公路(图源:新华社)

知识点:全面依法治国

六四事件发生前,中共虽然吸取了文革的人治教训,提出法治,但与现代社会治理还是存在较大差距。六四事件后,中共在总结过往几十年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法治,将依法治国视作治国基本方略。2012年习近平上任后,更进一步提出全面依法治国,将其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从严治党一起上升为“四个全面”的治国理政总体框架。习近平多次说过,在“四个全面”中,全面依法治国具有基础性、保障性作用,“治国理政须臾离不开法治”,全面依法治国是“一项长期而重大的历史任务”。为了落实全面依法治国,习近平成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实行司法改革。他认为全面依法治国的内涵包含坚持加强中共对依法治国的领导、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等方面。

中共和自由主义者的反思

六四后在一个稳定的环境下,中国取得成绩是巨大的。但尽管如此,也不能改变六四主体的爱国性质,不能否认学生对国家发展的热情;对那些受难者家属和受伤者,应该要赔偿,在合适的时候应该尽快给予平反,解开这个死结。

中共不能低估对六四的重新认识在社会上、知识分子的心里所具备的时代和政治作用,对自身政权合法性和澄清历史认知的正面与积极意义。对中共来说,要展现更大的政治自信,适时放下这个历史包袱,不能一说到这个事情就遮遮掩掩授人以柄,每年到了这一天前后还都严防死守。对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来说,也有助於打开这个历史心结,弥合当初因为国家暴力留下的伤痕。

而与此同时,台港和西方政治社会,也包括大陆内部的政治自由派们,也应摆脱意识形态的先入为主,既要看到六四的全貌,又要注意到六四后中国大陆的积极变化,向前看,别总活在六四的想象和阴影里

对六四更重要的反思是当时的处理方式,那种暴力镇压的方式绝对是错误的。我们可以理解当时特殊情况下中共面临的来自党内外、国内外的压力,也理解自1921年建党以来第一次成为学生和市民运动冲击对象时中共的高度错愕,这对中共来说是一个极大心理冲击,刚刚走出文革不久的中共还没有学会应对这些突发社会问题,但即便如此,当时的处理方式也是粗暴的,现在想来,也是可以采取更妥当方式区别处理的。

对中共这个将“为人民服务”视为最高执政理念的政党来说,认识不到这场运动的复杂构成和庶民价值,片面地从政治与意识形态的角度去定义,最后采取了暴力镇压方式,也是不对的。这是为什麽今天它需要彻底反思并重新评价六四的关键道理与意义所在。对中共这个已经成立将近百年,执政也已经七十年的政党来说,从六四得出的反思就是必须要走出国家暴力与对专制的迷思,学会用现代执政党的心态来对待当下社会不同群体的正常争论和利益分配问题,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第五个现代化上需要果断的认识与持续的努力。

香港几年前的占中运动,面对市民示威抗议,香港政府竟然使用大量催泪弹和警力企图镇压,在发展到危险边缘之前,习近平及时亲自下达命令,干预香港政府的错误行为,强调不得使用暴力,结果虽然是占中运动持续了79天,但却基本保持和平,没至於酿成悲剧。这种对庶民的敬畏以及在国家暴力上的谦抑精神,应该是今天的政府吸取了历史教训的结果,它更应该在内地社会治理上不断延伸与发展,推动国家治理走出专制主义的迷思。

这场运动给中共的另外一个反思,是必须严厉反对腐败,谨防资本和权力结合劫持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增长成果,在资本主导下形成严重的贫富分化,从而在根本上否定中共的政党性质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这也是这场运动在当年被中共粗糙定性,没有认识到其反贪污、反官倒、诉求社会公平的庶民追求本质对中国改革开放的积极意义。值得肯定的是,从2012年开始,通过严厉反腐和大规模扶贫,这种危险的倾向已经得到有效遏制,或许一场潜在的革命或街头抗议运动,已经被化於无形。

我们今天反思六四,就是希望那样的悲剧永远不要再发生,希望演绎了那场悲剧的双方都能自我反省。二十世纪最大挑战是专制主义和自由主义,他们两者都是人类社会性质的异化认识,或者说是威权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异化理论,它们或许在一定时间里解决了部分问题,但它们所创造的社会关系扭曲,伤害了普及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其中,专制主义的问题容易理解,基本上世人皆知,自由主义的问题却时时未能得到有效检视。长期以来,自由主义被物质的相对现代性所误导,根本没有对现代性有过深刻的批判认识,自以为自己就是宇宙或历史的中心和巅峰,这种理想主义、一厢情愿和自我中心主义的根源还是对历史发展规律的忽视,对人类社会形成与发展的意义缺乏掌握。将六四运动简单归为自由主义抗议,忽视掉其庶民本质,就是这种错误的现实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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